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基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视角

甘肃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在推进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进程中,应重视省域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区域差异以及城镇化均衡发展,更应关注全省人口城镇化、区域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模式和机制。应坚持全省两大区域和四个分区生态城镇化一体建设,以新型城镇化推动生态城镇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通过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综合支撑体系和保护补偿机制,健全全省城镇化建设生态评估体系,重点推进兰白榆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目标趋同发展效应,最终推进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重要性、障碍及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解决好我国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城市群人口和经济与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小城镇建设短板突出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可通过以下路径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即：坚持新发展理念,走集约式城镇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夯实基础;加快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使城镇化建设更具人文情怀;提高县城建设水平,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基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以及通过提低、扩中、控高等过程来实现共同富裕两重挑战，阐释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根据新型城镇化的结构转型、人口流动、经济集聚、空间互动、公共服务五大动力机制，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目标—手段”链条，明确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战略要点和政策思路，提出新型城镇化需要以市场衔接适应结构转型、以制度改革推动人口流动、以城乡融合推动集聚经济、以城镇协调推动空间互补、以公平共享优化公共服务。     

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优化策略--以山东省为例

在梳理新型城镇化内涵及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山东省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认为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应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力作用的基础上,市场力与行政力协调配合运作形成一种合力,人口素质和社会保障为其提供维系力和持续力的综合系统。同时,运用多元回归法对山东省城镇化动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对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主要是市场力和行政力,且市场力的作用远大于行政力,而作为维系力和持续力的社会保障和人口素质对目前山东省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较为微弱。基于此,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构建策略,即充分发挥市场力的主导作用,优化行政力以实现行政力和市场力的协调配合,同时更应注重社会保障完善和人口素质提高。     

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耦合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的评价分析模型,对乌鲁木齐市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年乌鲁木齐市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二者耦合度稳定在0.99左右,具有良好的共振性,且协调发展关系从勉强协调转变为良好协调;人口城镇化、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是阻碍其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乌鲁木齐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的复合系统将向更优质的协调发展状态演进。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文章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补足低碳生产系统短板、引导居民深入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加大政策支撑力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及建议。     

农村体育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分析 ——以安徽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安徽省作为中部农业大省,对其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安徽省农村体育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二者在多方面具有互动关系,存在多条协同发展路径.建议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整体布局、统筹协调、优化路径等手段促进安徽省农村体育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     

四平市新型城镇化道路理论探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带来的社会福利;坚持农业发展与生态和环境发展相互协调,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平市要以新型城镇化理论为指导,发挥地区优势和特色,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互动关系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线性加权法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均存在依赖自身惯性发展的现象,新型城镇化的惯性发展趋势明显强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存在双向作用,且该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大于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强化正外部效应、推进区域合作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等,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深度融合互动。     

芜湖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概述了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新型城镇化是科学的城镇化,与传统的城镇化在发展理念、形态、动力、质量、机制上都有着显著区别.在简述了芜湖市城镇化概况的基础上,论述了芜湖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的发展机遇：正处在城镇化“增速提质”的发展机遇期,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以及良好的政策优势.分析了芜湖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存在的困难和制约因素：较大的县城经济差异,就业安置面临巨大挑战,资金压力制约城镇化进程,土地约束与环境压力加大.基于此,提出了芜湖市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更新理念,提升决策“智慧”;科学布局,完善城镇体系;要三化并进,强化产业支撑;加强城市的功能建设,提升城市承载力;改善管理,创新体制机制,从而体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过程.     

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城镇化实践

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     

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以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为例

城镇化实质就是农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的综合性社会变迁过程.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是城市扩张的表现和结果,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具有独特内涵和特殊意义.通过对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的调查,描述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过程及其被边缘化的现象,初步分析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提出近郊村落城镇化水平需要依据经济结构的非农化水平、入居环境的城镇化程度、居民身份的转变情况、基层管理的转换状况、社会保障的享有水平等核心指标进行度量.比较而言,不同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进展与水平呈现出一系列共同性,但也存在着众多差异.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在特定意义上就是“去农化”和“趋城化”2个方面的结合,根据“去农化”和“趋城化”的状况,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可以分为“脱离农业的村庄”和“留存乡村因子的城镇社区”2种类型.     

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主要挑战与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转型压力、城镇化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较强、投融资机制不完善等诸多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巨大变革和创新活力。为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健全质量更高、结构更优的县域产业体系,促进发展方式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加快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创新公私合作的县域投融资模式,建立社会资本的稳定投入机制;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县域协同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充分释放县域改革红利,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红利,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反映二者内涵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描述方法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乡一体化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都有待提高,但各市实际情况不尽相同,需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对策促进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从理论上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从世界不同国家发展的实践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中国及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践看,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动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针对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面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镇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制度障碍加大了农民进入城镇的难度和成本三大问题,建议采取四大对策：1．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农民收入差距;2．政府公共服务重点和投资应进行战略转移。由城市转向农村;3．政府应加快完善重要的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支撑机制,推动我市农民增收市场化长效机制的建设;4．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     

贸易开放、城镇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82—2012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和VAR系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贸易开放、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贸易开放之间是“U型”关系,与城镇化之间是“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U型”曲线的右侧,政府一方面应慎行贸易开放政策,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保障城镇化质量,另一方面要统筹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国际视野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动态演进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土地财政主导下的“造城运动”和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半城镇化”尤其明显。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转型期的经验,对城镇化模式进行适时调整和转型。据我国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与特征,结合国内实际,从“服务导向”、“创新导向”、“就业导向”和“环境导向”几个方面提升“城市化质量”,以促进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准市民”收入增长模式的转变研究——以农民工为例

促进"准市民"包容性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基于人的包容性发展视角,构建"收入—地位"模型来论证收入增长模式的包容性内涵。结果表明,因收入结构优化程度低、职业转化能力低的双重制约,现阶段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模式不具有包容性内涵。在"收入—地位"关系曲线的城乡二元性强化的背景下,农民工应转变收入增长模式,使收入增量达到地位维持或地位提升的收入要求,防止因市民化产生的"地位落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归因与破解

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半城镇化"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城镇化先行,许多失地农民被迫上楼、进城务工,但是政府关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的各种配套政策却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镇市民,都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过客",而非城镇的"主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其进城后的生存能力,并且要发展以农民为本、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农村文化,使农民进城后在生活上、心理上更易融入城镇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分治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