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试析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之风日益炽烈,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但都无济于事.本文对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有: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唐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唐代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等.     

新疆乌孜别克族经商传统与人口城市化

乌孜别克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位于全国第二位。在“小民族,大课题”研究的背景下,本文对乌孜别克族人口的典型城市化特征和成因进行分析,并研究了经商传统对该族人口分布格局以及人口变迁的影响。     

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

唐代妇女的经商具有被动性,多因寡居,生活无着不得已而经商.由于她们经济力量不足,只能选择投资少、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所以经商的行业面相当狭窄,仅限于旅店、餐馆、酒店等少数服务性行业.经商的规模较小,经营的地域范围也较为狭小.在经营过程中,不少人利用女性的特点经商,同时注意商品的质量问题.一些女子有胆识、有气度,颇具侠肝义胆.     

陈亮永嘉之行及其目的

陈亮青年时期家道衰落,父死借钱举丧,无寸土可耕,贫不能自食.可是过了十多年,家道复兴,赎回祖业二百亩田和大批园地,并在京口添置产业.这些钱财从何而来?从他给朋友与朋友给他的信札中,可知他曾一度经商,家道复兴是因经商致富.因此,他的四次永嘉之行,主要目的是在经商.     

“乡下”摇身变“城里”

“住在山上的人少了,搬迁下山的人多了;山上的村少了,山下的镇大了;山里的人少了,山外务工经商的人多了。”9月5日,一直在上海经商五年没有回家乡的黄忠民,携着妻儿回到休宁县五城老家,趁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回乡看望父母,不禁感叹家乡的变迁。     

网络文化环境下青少年道德行为教育的空间拓展

现代社会是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实质就是网络文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影响着人。在网络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道德价值观、社会历史条件、经济文化特点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导致青少年学生道德行为教育出现诸多问题。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时期,是道德发展形成的关键时期。为此,加强网络文化下青少年道德行为教育,以多维空间探索青少年道德行为教育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弃农经商:明清贫农实现向上流动之有效手段——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由于地位的低下,贫苦农民都希望实现向上流动,提高其社会地位.农民弃农经商的目的不单是为了维持其生活,也是为了提高其社会地位.一般情况下,农民可以通过弃农经商而致富,这能够为农民向上流动的实现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进而实现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因而,弃农经商不失为一条农民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近代商业浪潮冲击下的具体状况作了一番纵向的梳理和考察研究.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