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土地产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内容.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普遍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占地规模过大、滥设开发区、违法批地用地等.造成中国土地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晰:一是国有土地所有者虚位造成各级政府都有权行使所有者权力;二是政府使用土地的收益大于成本造成使用土地资源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三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使农民无力保护耕地.因此,明晰土地产权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必须重塑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使土地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晰农地的产权主体,真正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行变革,才能防止各级政府滥用土地,才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解开国企产权魔结的钥匙——倡议构建国企双层产权制度

解开国企产权魔结 ,应根据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光辉思想 ,结合我国国企的实际情况 ,在全民所有制机体上重建不完全的个人所有权 ,承认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构建全民所有 (国有 )同职工个人所有相结合的国企双层产权制度 ,这就是解开国企产权魔结的钥匙     

土地“新产权”的实践逻辑——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的学理阐释

本文根据湖北S镇的调查发现,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在三起土地纠纷中,农户的抗争依据不是来自现有的土地法权规定,而是来自前期制度形态所塑造的土地认知方式。祖业权、生存权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诉求是这种土地认知的部分内容。这种土地认知与新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以致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地应对。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土地产权的变革需要虑及产权变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的障碍及其对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面临三大障碍,即私有化与所有制权能的障碍、土地股份退出障碍和农业大企业优势障碍。相应地,促进PFE发展的三个法律变革方向是:推进私有化,完善土地股份退出方法,否定大农场经济。根据俄罗斯的经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选择是:维护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提高其权能的充分性;完善中国家庭农场农地控制退出机制;限制农业法人对土地的兼并,维护、推动以家庭为主体的PFE的发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农地产权结构模式,中国的PFE将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开辟新路。     

土地市场化经营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土地市场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市场化经营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目前,在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诸多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储备、土地供应、土地资金的运作、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等方面的法律缺失。鉴于此,应通过立法确立土地储备机构的地位及土地收购行为的性质;限制土地征用划拨项目,扩大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依法建立国有土地公司,构建商业性的土地经营资金筹集和运作模式;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为基础,建立集体土地产权市场。     

东北地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土地制度的缺陷日渐明显。同时,农业的规模效益与经济的市场化也要求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但东北地区还存在土地转出动力不足,政府在土地制度创新中主导性不足等问题。建议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     

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被塑造的产权——兼论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可能的

农民对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集中表现为对土地调整的强烈诉求.但是,随着村庄利益分化的加剧、村庄治理环境的改变,30年不变的政策逐渐具有了被严格执行的社会基础.显然,这种土地制度形态的形成并非是农民基于生产需要而主动要求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这种产权的建立方式在完成国家总体战略的同时,也有脱离农村社会的危险.为此,土地制度转型需要以时农村社会的理解以及农民到底需要什么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土地“尾效”、泡沫与日本经济增长

根据Romer（2001）假说,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最终将呈下降趋势,从而存在由于经济增长中资源环境要素消耗导致的“尾效”。文章以此为分析基础,计算日本经济增长中土地的“尾效”,大约为每年0．3561％。加上日本经济增长中土地泡沫的存在,使土地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要减轻土地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除了要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率稳定、土地价格外,完善土地制度也必不可少。     

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为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最大化,农村建设用地往往以非法方式进入土地市场,从而形成了土地隐形市场。为了规范土地市场,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在进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试点。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是必然趋势。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应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产权之外:土地新产权生长的困境——评郭亮《地根政治》

郭亮的新著《地根政治》,以地权纠纷为中心反思了近年来的土地新产权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新产权建设由于无法绕开历史制度的积淀从而造成地权规则的混乱,此乃地权纠纷剧增的根源所在。沿着郭亮的反思进一步展开,我们会发现由于新产权一味虚化集体权利、加大农户地权,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了诸多困境。这提示我们,单向度地推进产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将使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更加沉重,而如何吸收历史遗产中的宝贵经验更加协调地推进改革,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     

论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的性质和关系

当前我国农村缺乏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以及土地天然地提供了一种综合性保障的事实,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他们认为,在当前农村政策政策背景下可以借助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方式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暗含着土地实际肩负着农村的部分社会保障职能和农民进入社会保障门槛需要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两个观点。土地的天然保障功能与社会保障之间具有异质性,土地流转带来的保障作用与社会保障之间同样具有异质性。应当尽量排除土地因素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作用,在“去土地化”的路向上似乎更有助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使用扩张问题探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土地使用方面存在着用地粗放、用地结构不合理、城市用地总量失控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财税体制、城市规模盲目扩张、现行土地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对此应当采取坚持集约化原则,注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适应市场的产权和使用权制度体系、优化城市用地结构等措施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化,突出表现为商品经济观念的加强①。民营工商业较前代明显发展,土地占有方式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为标志,中古田制至此终结了。经济发展呈现出“私化”过程的倾向,反映在“国”与“民”的关系上,则是国家对经济事务强制干预力量的逐渐弱化(并不排除一个时期人为地强化),和民间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在这一时期,富民的呼声渐趋高涨。自孔孟、荀子、司马迁等人而降的广义富国论道统(含富民思想在     

对于征迁难的理性反思——待王街道失地农民问题的调研报告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加快,农民大量的土地被征收,土地征迁成为一个敏感话题。由此引发的上访甚至极端的严重事件,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以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街道为例,以调查问卷、座谈会等形式对辖区内18个行政村,就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社保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出征迁的难点在于土地政策的滞后以及政府征迁信息的不透明,并据此提出"返还制"、"新型集体所有制"土地政策以及改革信息不对称的建议。     

略论考茨基有关“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

考茨基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观点,对＂小生产没落论＂、＂农民阶层分析论＂、＂两重性论＂与＂自愿合作论＂给予了进一步的系统论证,考茨基有关农民土地问题思想有其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笔者所见有关马克思主义＂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中,鲜有论及考茨基相关思想的研究,笔者以正本清源、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试作初步探索。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机制

意识形态和人地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土地的福利性共同作用促成了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制度安排。二十多年来家庭承包经营制制度创新呈收敛型蛛网波动且具有长期性。目前要重视土地福利性功能的发挥。实现土地资本化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 ,建立现有农村福利制度替代机制 ,逐步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