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

上古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赋体源流问题,一向争鸣不已,众说纷纭。近年在争鸣中所论及的《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很自然地形成了讨论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是:一,《诗》六义之“赋”及所谓的“不歌而诵”之“赋”,同后世文体之赋各有无源流关系?二、《诗经》之“赋”诗的体制,同后世文体之赋有何源流关系?三、附     

汉魏六朝赋论纲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说它偏向于诗,是因为它多有韵脚。早期的赋,语言形式或接近于《诗经》,或采用楚骚的形式;南北朝后期的短赋,也常常夹杂诗化的句式。说它偏向于文,是因为它没有诗那样具有整齐的句式,除律赋外没有严格的声律要求。汉大赋出现后,赋体有更多的散句,到了宋代文赋的出现,更趋于散文化,所以当代学者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时,赋往往被归入其中。其实,赋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它是独立的,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时具有诗的声情韵致,但不是诗;它的形式表面看像散文,但毕竟不是散文。 汉代人有时也将辞赋连称,甚至把辞也当作赋,例如班固称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从广义上说,《离骚》等楚辞是赋,也未尝不可。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楚辞和汉赋有明显的区别,辞是辞,赋是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浅谈赋对山水文学的影响

赋是界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刘勰说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种新文体如果真能承袭《诗经》、《楚辞》“直抒胸臆之情,体物写志之意”的创作精神,它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可是它产生     

古代狩猎赋论略

狩猎赋是赋这种文体中的“大家族”。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萌芽于《诗经》中的狩猎诗 ,成熟、定型于汉大赋 ,汉以后仍绵延不绝。狩猎赋的发展、繁荣与古代的狩猎习俗、制度密切相关。狩猎赋不仅是赋这种文体的典型代表 ,而且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诗经》句尾语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人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末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赋"的含义及其对传奇、话本的影响

“赋”是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比较早的一种艺术手法，《诗经》的诗作中广泛使用了它。它作为“六义”之一自然会影响古代诗歌创作，过去已有许多人对它进行过探讨，但它对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很少人注意。赋在汉代发展成一种文体，它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它在叙事、写物甚至抒发感情时都充分体现了“赋”这一手法的特点，它对以后的叙事文体，如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和风格以及俗赋、变文的叙事都产生了影响，而俗赋、变文等民间赋在文体上、语言上、描写技巧上又影响着宋以后的话本小说。     

试说古代文体交叉现象

古代文体交叉现象,是指两种文体在外延上的部分迭合。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等,都有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此种现象的发生,客观上是在文体演进的动态流程中不同文体互相交融、渗透的一种结果。而从创作主体这一面说来,也有可能出于对文学美多样化的自觉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对单一化“美学设计”的突破。     

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汉代诗歌价值取向溯源

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是贯穿汉代诗歌的一条重要的思想主线.在这种忧生意识的驱动下,汉代诗歌出现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如果把先秦时期的作品和汉代作品加以比较,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又能够看到二者的差异.<诗经>表现人生易逝、及时行乐的作品,所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弱.而汉代这类作品的量和质都出现了飞跃.<诗经>到汉诗的这一转变,不是诗歌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风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因此,对这个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忧生意识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诗歌的民族特征.     

《诗·大雅·大明》体式原貌考辨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 ,历代所传《大雅·大明》诗的两种不同体式就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考察《诗经》风、雅、颂的分类特征、《大雅》诗的乐章类型以及《大明》诗的章句构成和诗义解读 ,考辩《大明》诗两种不同体式之正误 ,可以得出《毛诗》所传体式为误 ,《诗集传》所遵体式为正的结论     

柳永的"赋笔为词"与宋初的文学精神

本文在新的层面讨论阐述了柳永词在宋初文学精神的影响下 ,其“赋笔为词”远绍两汉义归雅颂的理性精神 ,并与由汉大赋蜕变而来的宋代文赋呈合流之势 ,从而揭示了柳永“赋笔为词”在词中“宋调”形成的过程中对后世开山意义之一端。     

孟子与两汉《诗》学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传经的一大功臣 ,他的诗学思想对汉代诗学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某些观点为汉儒所继承或发挥 ,四家诗皆与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孟子的诗论则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 ,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 ,至此 ,“仁义”理念成为诗学的焦点与亮点。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国风"翻译研究

"国风"是<诗经>的精华.在<诗经>由"选译"到"全译"的发展过程中,"国风"的翻译比较繁荣,出现单行译本以及网上的"国风"的篇章的不同体译文和现代歌曲"诗经体"的翻译等."国风"的翻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需要从"国风"的语义、体例、章法句式、韵律、语言等方面来探讨.     

图像&#183;规训&#183;诗学——《诗经》鸟兽草木图像发微

《诗经》是文化板块的复合体,而人们往往采用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方式,缺乏一种整体性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而造成与原典诗缘话语构建的缺失。从《诗经》的鸟兽草木图像解读中我们发现“龙凤”是中国人的“生”,而“草木”则是中国人的“存”,二而为一才是中国人的完整生存。而这种生态宇宙观又在“规训”的机制运作下将其传承,从而形成了中国独具魅力的诗学“这一个”。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诗经》中的"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述论

<诗经>作为周王朝通行的乐歌总集,承载着周王朝的基本思想观念.通过对其中"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这两组重要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诗经>在当时还承担着宣扬西周时代主题和统治意识的任务.     

《诗经·木瓜》及其同类诗的礼文化视角

<诗经>是周礼社会的产物,以礼说诗有时更能把握诗的内容和主旨.历代学者对<诗经·木瓜>一类诗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结合周代礼俗对<木瓜>一类诗重新阐释,也许会有一个令人较满意的结果.周代贽见礼是解释<木瓜>一类诗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