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农民及乡村社会

理解农民及乡村社会是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西方学者在关于农民、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多种“旁观者”型的观点，这些至少可作我们自我认识的参照系。     

传承与价值并存:唐代乡村社会的祭祀和农耕生活

在唐代乡村社会,居民生活总是与各种祭祀活动和神灵崇拜紧密相连.这种祭祀目的的功利性,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反映.后世乡村社会举办的祭祀活动都与这种文化积淀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传承着这种富有农耕特色的祭祀文化.从唐代开始流行的人物信仰和行业神崇拜,都体现了农耕生活的重要性,而且,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可以追寻农耕文化存在的踪迹,成为农历节日庆典.尤其是唐代商贸、娱乐和祭祀同时开展的民间活动,对中国传统乡村集市和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交换理论,既避免了个体主义唯经济论的狭隘性,又避免了结构主义无法将结构决定与个体理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尴尬.本文即是在弄清了社会交换实质的基础上,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基础的梳理,用构建的社会交换模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认为转型期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不是单纯的由"传统的"网络性交换向"现代的"非网络性交换的转型,而是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     

绿色社会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当代价值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它主要关注和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并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作出了深刻批判与反思。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绿色社会的构想。通过对绿色社会内容的深度挖掘,以及我国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困境的深刻剖析,探索乡村"生态重建"的重要路径,建构稳定和谐、低碳高效发展的绿色社会模式。这对我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中社会资本的协作再生产

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西部不发达农村来说,社会资本的建设和再生产是其重要内容.政府、村民和社会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负有重要责任,并可以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协作再生产是社会工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建设的基本模式,它包括再生产内容的协调、再生产行动的协作和再生产...     

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连带的乡村教育思想都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问题及中国社会文化特质的认识与判断上的。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梁漱溟所论述的中国社会文化要义，还是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固持的理性精神与社会 / 教育路径，都贯穿了一种地道的社会学思维。他在理论陈述与付诸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学洞见与文化自觉，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需要的智慧和心态。     

论社会资源与当代都市职业阶层

本文强调以社会资源的占有作为当代城市阶层划分的依据,并提出社会资源的占有形式和内容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以自己从事的职业来体现,都市管理阶层、知识阶级、业主阶层、劳工阶层在占有社会资源方面各有特点,从而形成各自的社会地位和阶层主体意识。文章最后还扼要分析了当前都市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主要利益冲突,并提出各个阶层之间整合的必要。     

鼓励社会资源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途径和模式研究

文章通过调查了解广州社会资源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可能途径与困难,充分分析社会资源的潜力和特点,调查社会资源参加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可能途径与困难,通过校企社政合作建立试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鼓励社会资源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

当前,我国乡村精神建设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亟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进行重建,这包括从乡村的知识体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观念智慧入手,以完善创新制度、改变宣讲模式、强化自创主体性等方式,强化乡村精神的现实功能。乡村精神重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共进,把乡村精神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乡村精神重建还要将乡村精神置于城市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中华精神的比照中,准确定位其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重大课题,离不开对于国情、乡情、村情、民情、人情的深入勘察与洞察。     

资源分布、阶层地位与社会支持 基于东亚华人社会的比较

已有研究大多从网络结构角度讨论社会支持,本文基于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数据,从地位结构观角度探讨了东亚华人社会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资源分布格局的华人社会中,阶层结构对城市居民在社会支持选择上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正式支持和混合支持的选择上,与中国大陆相比,教育地位对港台地区居民选择混合支持的几率有更明显的正向作用;在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选择上,教育地位对中国大陆居民选择正式支持的几率的正向作用更强。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效机制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是要加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和服务方式,深化农村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立法和深化农村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多元城镇化道路与中国农村发展

要推动农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跳出农村,从城镇化进程中去谋求农村发展之路。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镇化将促进农村实现质的飞跃和发展,因而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中国的城镇化可以选择多元化的城镇化道路,其中主要包括通过新农村建设而推进的乡村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集镇化,以及通过制度创新而推进农村劳动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多元城镇化将促进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农村发展提供动力。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基层政府作为公共组织,有效地供给优质高量的公共产品是其基本职责,并且在新农村建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科学,结构不合理,责任不明确,总量不充足,因此优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下层女性宗教活动探析

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下层女性宗教活动极为活跃。她们参与宗教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且从中展现了比男性更为突出的实用取向。这与女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地位特点,以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多样性、综合性特征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女性宗教活动的活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下层女性社会活动空间极大拓展。这既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同一时期宋明理学对女性实行禁锢的冲击,也反映出女性的自我角色认同和社会定位处于调整之中。但女性宗教活动具有浓厚的迷信和蒙昧色彩。     

依托资源和特色优势:加快黑龙江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黑龙江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总体上仍是规模小 ,水平低 ,难以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应根据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及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的变化 ,借鉴国际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 ,依托黑龙江省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 ,充分利用现代经营方式 ,在总结供销社改革和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加快黑龙江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广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思考

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程度。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广西农村人口众多,潜在人力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广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更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的内在要求。广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目前存在诸多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为此应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

在政府和村集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必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扩大非政府组织参与空间,培育新型非政府组织,实现非政府组织均衡发展,建立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     

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实现

乡镇政府是农村社会的＂法人行动者＂,尽管它的组织形式一度为人民公社,其职能也曾表现为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发展型,但它始终在农村公共服务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乡镇政府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组织者,应该凸显公共服务型和治理型的功能。如此,为实现其与角色对称的功能,乡镇政府可以通过明确重点服务域、确立决策权威、增加服务资金投入等践行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功能。     

家庭与市场：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模式探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模式。随着农户家庭在集体农业的解体后成为重要的生产主体,部分农民从家庭农业中疏离而成为工薪阶层或者进入增长中的私营经济部门。本文的第一个模型采用logistic回归在个人层面估测已婚男性和女性在农业或者非农经济部门中就业的机会,第二个模型则探究在夫妇层面选择四种就业模式的可能性：夫妇双方,夫妇中的一方（丈夫或妻子）,或者没有任何一方从事非农职业。两个模型支持了教育水平对非农就业机会的正面作用。妇女的就业方式对于祖父母的支持效应和子女的付出效应更为敏感,但祖父母所起的作用受到本身年龄的制约。同时,男性的就业优势对家庭在职业上的性别分工并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模型结果也表明,家庭就业模式的形成是和市场层面的因素,如村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特征和劳动力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东部和中部地区在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相对于西部地区具备了一定的优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