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社会学：从反思性到自主性

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对社会学反思性的“单向度”理解实现了超越——其反思性具有学术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三重向度。布迪厄不是把反思性本身作为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学术场域自主性的前提性条件,而且其反思是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和理性的政治前景的“双重忧虑”。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

历史主义的法律移植研究存在着基本缺陷。本文提出 ,为了更好地展开法律移植实践 ,深入理解法律移植的实质也即廓清“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活动是同质的” ,非常必要。以此为基础 ,本文认为 ,从“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入手 ,在“当下”社会共识的建立中寻找、追求 ,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一个新的重要路径。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人肉搜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的机制,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入内搜索”虽然在促进言论自由、信息交流、媒体监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其也有异化成“网络暴力”的倾向,容易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的手段对“人肉搜索”实施严格监管,以使交换知识和信息、承载道德监督使命的良性“人肉搜索”生生不患,造福社会。必须提高“宣泄”成本,加强网络立法,需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需要直接规定隐私权,完善“人内搜索”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     

从“单位人”到“自由人”——我国自由职业者生存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单位体制消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自由职业者大量涌现.由于人们缺乏对其本质内涵的理解,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自由职业者就其本质内涵来说,主要体现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特征,但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这一新兴的社会群体还呈现了明显的"边缘性"特征,同时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自由职业群体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如何认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效地引导和保障他们的健康成长,探索和解决他们生存中遇到的困境,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现实课题.     

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三个有利于”同“三个代表”一脉相承 ,在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宿上也是相同的 ;两者的共同前提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者的核心和根本是发展生产力 ,两者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的深化和展开 ,是对“三个有利于”的丰富与发展     

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90后”大学生网上信息接受习惯的实证研究——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介质,以其信息传播的广容性与共享性、传播世界的虚拟性与速度的迅捷性等天然特质,吸引着人们纷纷“触网”。“90后”大学生的成长具有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烙印,网络渗透到他们学习、生活、交往和娱乐等方面。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90后”大学生,早已习惯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网络改变了该群体获取信息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此,本研究对321名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归纳出“90后”大学生在网上接受信息的习惯的现状,并对其网上信息接受习惯养成的原因作了探索性分析。     

社会学中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范畴——评吉登斯的时空概念与类型

时空概念已经不是哲学的特殊品,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核心问题.在社会学的研究层面上,吉登斯的时空类型能够深刻地描述和解释现代生活的时空特性.实际上,吉登斯的独特时空概念和类型分析途径具有自身的理念前提和逻辑基础.他不仅从哲学角度批判和吸取合理的成分,而且另辟蹊径构思自身的时空解释体系.在对日常社会生活的时空理论阐释方面,吉登斯的时空概念和类型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时空其他特质的疏忽点.     

从“二分”思维到“圆融”思维——刘宗周与宋明理学“方法论”走向

明末大儒刘宗周曾撰《存疑杂著》,异于周、程、张、朱、陆、王等人阐释哲学理念间关系的＂二分＂式思维,主张哲学理念间的＂圆融＂与＂统合＂,开显出以＂即～即～＂为特色的＂一体圆融＂思维,将宋明理学家的方法论推向新阶段。     

浅探“水”字的变迁——从“放水”、“灌水”出发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许多新词不断出现,与此同时一些原有的词语也出现了新的用法、产生了新的词义。本文通过结合相关理论,对“放水”、“灌水”这两个常用词的用法与词义的演变进行探讨,并由此来对“水”的用法和字义的演变做出一定的解释。1“放水”一词在记载唐代水利制度的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社会时空分析的类型、范例及特点

社会时空分析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时间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社会时间分析、社会空间分析和时空社会分析.本文对每一种类型分别选择了一项经典研究成果加以说明,即监狱服刑时间研究、汽车消费空间研究、职场工作时间研究、网络空间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社会时空分析的基本特点是凸显人的主体性,融合了环境分析和要素分析,体现了分析目的和分析手段的统一以及纵向分析和横向分析的统一.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