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

明朝当代史的史学生态平衡,主要是国史与野史之间的平衡,但由于作为国史的《明实录》秘藏宫禁,使依据实录史料修纂可信史书成为不可能,从而导致民间野史的狂生疯长．使史学生态严重失衡。及至后期《明实录》被传抄出宫,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野史的蔓延。但由于后期的实录或流传较少,或未及修纂,使有关晚明和南明的野史又开始滋生。本文试图从一新视角探讨明代“野史之盛”局面形成的原因、史学生态问题及其影响。     

近百年来《明实录》的新旧转换与学术承传

作为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和漫长史学传统的中国,在西方文化强烈刺激和冲击下开始的近代转型,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而全面倒向西方。《明实录》作为旧史学的典型,在近代与二十四史一样被斥为帝王的家谱,遭受打压和屏弃的威胁。然而,新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傅斯年用新的学术观念发现《明实录》具有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的科学性时,随即赋予其近代意义。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探寻明清早期关系等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孟森、吴晗等人将目光投向了《明实录》,使它成为研究问题的史料来源,从而赋予了《明实录》新的学术价值。在"新史学"重视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学术理念,以及近现代学术分科重视专业和专题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明实录》被解构后重构,汇编成民族史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司法、教育、科技、自然灾异等不同类别,以及北京、湖北、山东、四川、浙江、上海、广东、海南等不同地方的史籍。经此改造,《明实录》不再是帝王之家谱,而是一部部专门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国史,而成为一部部地方史,从而发挥前所未有的史学价值。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地方志浅说—兼谈新修南京市志

南京市委于去年八月决定成立“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准备着手新修《南京市志》。这是南京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分门别类地记载一个行政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地方性、广泛性、连续性和资料性。因此它也是地方上的一种百科全书。地方志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产生、发展过程。据《周礼》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所以一般人认为地方志萌芽于东周时期。如当时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郑《志》等诸侯国史,对周王朝来说都是“邦国之志”,它们都是后来方志的一个源头。方志学的奠基者清人章学诚     

梁陈之际南方豪族崛起的先声:南朝名将兰钦家世与生平蠡测

南朝萧梁名将兰钦的家世与生平,传世史籍的记述颇多模糊不清之处,相互抵触难通。比勘校读相关史料,从历史地理、姓氏源流等方面对其籍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兰钦可能出于南方兰姓,族属源于巴蛮;兰钦可能是岭南人,他早年生活在始兴郡,兰氏家族在始兴豪族中具有深厚的势力和影响,兰钦在梁朝中后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一员,是梁陈之际南方豪族兴起走上历史舞台的先声。《隋书》的《天文志》《五行志》中关于兰钦举兵谋反的殊异记载,折射出萧梁国史的隐讳缺失,当是权力因素干预历史书写的表现。     

北魏《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与西域鄯善国

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     

唐初史馆略论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隋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是唐初贞观年间修撰的,其中前六部又是在史馆中修成的。建立史馆修史制度,是唐太宗最先确立的,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沿用,成为后世官家修史的固定组织。因此,研究唐初史馆的由来、发展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史馆制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唐朝以前,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北魏时曾设置修史局,北齐时改名为史馆,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曾命令心腹大臣统领国史修撰。但是,史馆     

莒国史诸问题探讨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中，莒国是一个疆域较大、经历复杂、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兼并战争中曾崭露头角的国家。然而由于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没有把它列入，《史记》中无一《世家》记载其事迹，故历来史学界很少提及。近二十年来，随着东夷古国史研究和当地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莒国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莒国的时代、姓氏、疆域、盛衰、结局和地位，作一综合的考察，以求对莒国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清楚的认识。     

“瓦屑坝”移民:传说还是史实

对于族谱中有关族源记载的可靠性,近些年来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本文将《明实录》中有关湖南与江西地区的两条记载,分别与同一地区的族谱资料进行比勘,发现族谱中的记载与《明实录》的记载基本吻合,从而证明族谱资料在记载族源时的可靠性.这样,本文也就证实了,在南方地区,明初移民也是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名与实:《明实录》武举开科的歧异记载及其书写逻辑

明代武举开科于天顺八年,明朝档案所载当年廷议结果是有"实"无"名"的武举。二十余年后,《明实录》记载这一历史时,追认其为武举开科。于是,实录呈现出武举已经开科的面相。然而,在此之前的二十余年间,天顺八年廷议结果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武举"名号。部分官员为之正"名",也为提高其规格与完备程度做出了种种努力。依据这些官员的奏疏,《明实录》直书相关历史事件。因此,实录又呈现出武举未曾开科的面相。可见,《明实录》存在歧异记载,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相。这是后世史家之笔"追认""直书"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例个案的考察,表明理清本体历史"名""实"关系、文本历史"追认""直书"关系的重要意义。     

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

地方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纵横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的一种著述体裁;是对地方情况进行综合性反映的百科全书;是撰述历史借以取材的资料宝库之一。它和史虽然体裁各异,但却是相辅相成不可缺一的两个方面。这正如前人所说:“志者,志也。所以佐史也。”“今日信志,即可备他年信史。”(康熙《河南通志》序)地方志的起源很早。如果从战国时所写的《禹贡》这一记载江、河流域的人文地理志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当为现存最早的初期图经,不过当时还侧重在地理方面。到东汉袁康等所撰的《越绝书》,就多记及人     

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

《明实录》对刘基这一明初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对其形象进行了主观的塑造.一是通过直书来叙述其名士贤才、政治顾问、军事谋臣、礼乐制定者和法律执行者的客观形象;二是通过神化手段,来拔高刘基的形象,证明朱元璋的举事像汉初刘邦举事一样,都是顺天应人和必然成功的;三是通过贬抑手段来损毁刘基的形象,以衬托朱元璋的英明和伟大.总体上看,《明实录》与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保持较大的距离,没有像后者那样将刘伯温神化到出谋划策无一不中、预测未来无一不验的地步,反映出国史虽有突出皇权的政治目的,但既不会像野史那样“状刘基而近妖”,也不会将刘基的历史作用一笔抹杀.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验应当注意的几个方法问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通过3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汉书》: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

班固在东汉初撰成的《汉书》,是一部为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以往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通过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三方面的认识:一、从南北朝至两宋"《汉书》学大兴",其中包涵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表明《汉书》对前代文化成就加以总结,又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二、在历史编纂上,《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著史新格局,成功地解决了历史编纂上的难题,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得以实现;三、在记载内容上,班固以"实录"精神和进步史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抗两汉之际盛行的图谶神秘妖妄之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部追求真知的学术著作——评李鸿彬著《清朝开国史略》

16世纪末 ,满族崛起于我国东北白山黑水间 ,其经历 60余年 ,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的发展和壮大的历史 ,一般称之为清朝开国时期。这一时期的满族历史 ,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总结和探索。因此清朝开国史的研究 ,素为学术界所关注。李鸿彬先生致力于清史 ,尤其对清朝开国史研究有年 ,潜心治学 ,用志不纷 ,终于写出这部《清朝开国史略》 (以下简称《史略》) ,199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特邀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专家学者与本所专家学者一起 ,召开李鸿彬教授《清朝开…     

乡镇志是研究上海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以《蒲溪小志》为例

乡镇作为城市和农村的中介 ,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 ,具有特殊地位。《蒲溪小志》是清代纂修乡镇志大盛时代的产物 ,它记述了七宝镇的历史沿革、人文习俗和兴衰起伏等 ,对研究上海人文历史具有相当价值     

《<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介评

明朝对新疆东部实行了直接管辖,代表官方的正史或其他著述中,对西域的记载显得非常单薄,只有《明实录》对西域(以下称新疆)的记载相对丰富。《明实录》是明代陆续纂修的代表中央政府的编年体史书。全书起自明太祖朱元璋,止于明熹宗朱由校,计十三朝,3045卷,1600余万字。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信史。刘浦江先生撰作《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首次对《金史》的开国史叙述提出深切质疑,引发学界争议。在刘文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宋元文献及石刻材料有关金朝建国记载的仔细考辨,能够大体复原出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1117)采纳谋士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开国史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改写与重塑,并不可信;至于刘文提到的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1122)方建国号大金”之说也不准确,它所反映的史实可能是金朝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新《辞海》注“武当山”有误

新《辞海》对“武当山”条注云:“主峰武当山(一称紫霄峰、太和山),海拔一千六百一十二米。山势峻拔,有上、下十八盘等险路及七十二峰、三十六涧等胜景。”此注两处有误。一是“主峰武当山(一称紫霄峰、太和山)”之说实误。武当山的主峰是天柱峰,非紫霄峰。《均州志》和《太和山志》俱云:武当主峰天柱峰。《读史方舆纪要》载;“武当山……群峰最高者,天柱为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