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文化精神的再认识——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论述阿拉伯与俄罗斯文化时指出,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入侵及影响,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斯宾格勒将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形的民族文化称为"伪形文化"。刘再复先生借用斯宾格勒"伪形文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作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区分。他以其认定的《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为标准,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原形文化,将背离这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伪形文化。根据这一原则,刘先生将中华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区分为:《西游记》、《红楼梦》是原形文化,《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伪形文化。本文对《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新的梳理,提出了与刘先生不一样的认识,即《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优劣并存的,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四大名著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与刘再复先生不一样的看法:《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中华文化的"伪形",而《西游记》、《红楼梦》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的"原形文化"。     

金朝前期的“南北选”问题——兼论金代汉地统治方略及北族政治文化之赓衍

金朝前期的"南北选"制度创立于熙宗朝,南、北两选之间一直以黄河旧道为别,与宋、辽籍贯之分毫不相关;传统定义所据的《金史·选举志》相关内容实系误记,并不足取。在二元政治生态中,辽朝及金初长期奉行"以河为界"的北族本位疆域观,至金熙宗朝高度汉化改制之后,则转型为一种近似黄河南、北分治的汉地统治方略,涵盖金代民族、政治、经济等诸领域政策,而"南北选"即重要面相之一。内外分化的差别性统治引发黄河南、北汉地民众在国家认同上出现相应分歧,并深刻影响金源一朝的政治地理格局。金朝前期的"南北选"问题,实从一个侧面指引出北族政治元素在整个辽金时代的宏远赓衍轨迹。     

历史记忆符号的边缘化叙述——兼评《舜文化与九疑山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是人们以特殊的口述形式叙述出来的作品,它常叙述历史传说中的人和事、地方风物和习俗,人们把这些素材加以合理而艺术的想象,使情节充满离奇、巧合等超现实的因素,被人们称为口传的历史,正如唐曾孝主编的《舜文化与九疑山民间传说》中所说的,     

“以人为本”的文化批评理论的生成与建构——兼论《关雎》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文本解读较为重要的视角。《关雎》作为《诗经》首篇,历来是儒家经典释读的批评对象。在归纳分析儒家阐释《关雎》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为视点,剖析《关雎》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进而可以总结文化批评理论的具体实践方式。     

《金山》中的时空与文化建构——兼论张翎的小说创作策略

如果从时间、空间和文化三个维度考察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可以发现,张翎有着独特的写作策略即重点刻画过去和现今杂糅、原乡和异乡融合、文化延续却不断杂交变化而产生的离散身份,这一写作策略也反映了包括张翎在内的海外华文作家试图摆脱身份上“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和“既非/也非”的尴尬现状,努力建构杂交的、世界性的身份属性的写作诉求.     

歌舞仪式、民族记忆和文化话语权——兼论《云南映象》的民族文化意义

《云南映象》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歌舞和民族记忆传承为目的的仪式的完美结合,歌舞与仪式的结合是其外在表演形式的显著特征。主题歌舞仪式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构成民族记忆包括生存记忆、寻根记忆、生命印记和经验记忆等内容。杨丽萍的实践直指多元化和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之问题,其核心指向民族文化话语权。民族文化应该由少数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和话语去表达和传承。     

论电影《金陵十三钗》文化审美意蕴的缺失——兼与同名小说比较

电影《金陵十三钗》明显受好莱坞电影影响。它力求在主旋律电影要素、商业电影要素和艺术电影要素之间求得平衡,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对人精神、心理、品性挖掘和表现的单一性,在运用画面、声响、情节等手段表现日军侵略者的罪行,表达中国人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高扬国人团结自卫的伟大精神和自是一家的价值理念时,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却遮蔽了同名小说的文化多元性和精神超越性,使电影的艺术回旋空间明显不足,对人性的张扬也缺乏丰富性和对比度,导致电影的创新性大打折扣,文化审美意蕴也存在诸多缺失。     

荒谬而危险的"天赋族格"说——关于《论"族格"——试探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的哲学基础》的质疑

"民族"或"族群"的权利究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或相对性的存在,还是"天然"、"客观"、来自于"民族原初性"的本质存在?如果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且不分条件、情况、层次地去追求绝对的"民族自决权"和"平等权",那对于建立和谐的族群关系、对于国家的安定,都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而且这注定会将各族群人民陷入相互仇杀的万劫不复之境.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

系统完整的唐朝朔方军研究专著,这是第一部。     

我国民族文化收集整理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评《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

20世纪90年代，正当苏联解体时，《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编纂工程开始启动，至今已是21世纪初，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在国家民委和各省(区)市民委领导的鼎力支持下，经各民族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由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首卷本《纳西族卷》终于正式出版发行，其他各卷亦将陆续面世。     

文化自觉:从文化学视角看香山文化研究的意义——兼评《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

“香山文化”的提出和讨论标志着新时期地域文化自觉的新建树。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香山文化”植根于“文化”理念的广义理解,不仅反映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而且丰富了文化学的具体研究,显示出在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上的主动和自觉。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开拓与创新:秦楚地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范式——张正明著《秦与楚》评介

从学习中国历史开始,就景仰学界耆宿张正明先生;从研究民族文化史之初,就经常拜读大师张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近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正明著<秦与楚>一书,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启迪更多.该书的出版,不仅推进了我国有关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地域文化史的系统研究.     

《天方性理》与《天方典礼》的内在关联——兼论刘智思想的核心观念

刘智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心性.它贯穿于《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部著作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刘智指出:真主造化了宇宙万物暨人类,人类依于心性而高出万物,心性的保护与功能的发挥极为重要.故而,清真饮食中种种规定,其重点都是为了保养心性,伊斯兰教的“三乘”功修等都是为了发挥心性之功能,人道五典(伦理)都是心性之社会实践,复归于真主是心性之终极目标.人们一旦把握这一核心观念,不仅能将两部著作的内在精神贯通起来,并能准确地把握刘智思想体系.     

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与误读的创造性价值——兼析动画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的中关文化差异与误读现象

由于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一种文化中的人在理解另一种文化时会产生一定的误读。动画影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是由生活在美国文化中的华裔或美国人所表达的中国文化,其中必然有误读的成分。这些误读的成分却恰恰是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传播的表现。而《功夫熊猫》中好莱坞梦工场向中国人展现了关国人对中国精神文化精髓的深层正确解读,这正说明了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文章就影片中各自展现的中国文化表象及美国文化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花木兰》影片对于表层的物质文化传达比较忠实,而对深层文化传递中带有着明显的美国文化的痕迹。其误读的价值体现在促进了各国不同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同一话题的全球化阅读。     

《失父零丁》考论——兼论汉末北部湾地区的文化生态

戴良,字叔鸾,又字文让,孙权时为交州刺史,所撰《失父零丁》,或视之为怪诞,实为在北部湾地区寻找有才德者的告示.现分析如下:其一,《失父零丁》是寻找异人的告示,文中的“父”是对有才德的男子的美称,怪诞形貌的“失父”,是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庄子》一书中就多载有如此有才德的异人.其二,如此怪诞之文,是汉末时代混乱“不可与庄语”所致,是任交州刺史的戴良“诞节”个性而形成的“论议尚奇,多骇流俗”的表现.其三,戴良上任伊始,继承前任太守士燮的招揽人才,继续为交州地域文化建设寻访人才.其四,如此怪诞特色的寻访人才的告示《失父零丁》产生于交州,也确实是因为交州地区有着如此三类异人:一是汉末大乱,中原人士多有躲避至此地的,如牟子等;二是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原人士看来,其相貌本就是怪异的;三是来往于交州的北部湾区域这一与海外交流通道的外来胡人,他们的相貌看起来也是怪异的.其五,从《失父零丁》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考察交州处于偏远至极却又有交通海外的便利的地域的独特文化生态,这就是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勇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虽然是远离文化中心的落后,却又有交通海外的先进.这对我们理解东汉末年交州地区的社会、地域、士人、少数民族特性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也对我们今日开发、建设边疆地区提供新的思路.     

论吠陀文化及印度早期的哲学思想——以《奥义书》为例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堪称三大哲学传统,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吠陀文献之《梨俱吠陀》中虽然产生了哲学思想的萌芽,但其内容则倾向于宗教,而未形成系统的哲学体系。在《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到奥义书时期系统形成了印度早期的哲学思想体系,且《奥义书》也成为了印度最早的哲学经典。故本文以古印度吠陀文化为引导,以奥义书为本位,阐述了吠陀文化中印度早期哲学思想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