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祖本问题补说

本文在竺青、李永祜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高儒《百川书志》著录的“《忠义水浒传》”（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具有《水浒传》祖本所应当具备的连接《水浒传》创作生成过程与传播接受过程的居间特征;后世刊刻者对其题署的不同理解与随意取舍,则成为五百年来人们在《水浒传》著者问题上争执不休的原因。用上述观点综合分析有关的考证材料与研究成果,可以认定,施耐庵是《忠义水浒传》最初稿本的唯一撰著者。     

容与堂本《水浒传》的评点在接受链条上的地位

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的评点,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理论和批评价值,而且评点者对《水浒传》的阐释在后来的《水浒传》接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金圣叹的评点影响最大。本文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讨论了容与堂本评点在《水浒传》接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及其被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论二十世纪《水浒传》的影视传播

二十世纪以来,《水浒传》的传播方式除了传统的文本传播和戏剧传播以外,又增添了影视传播、网络传播等新的方式。可以说传播方式的革新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传播速度和普及程度。文章从电影、电视剧对"水浒"故事的传播这两个方面,全面梳理了影视传播对《水浒传》这一古典名著传播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从影视的特定角度勾勒出一部二十世纪《水浒传》的传播与接受史。     

小说序跋与《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

受制于清廷的文化政策和时代思潮的理学化,《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一直处于被遏制的境地。小说序跋是清代文学阐释的重镇,而序跋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对水浒禁毁令的毁誉,在评价《水浒传》时,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观点。"诲盗说"与"尚义说"的二元冲突对立成为清代解读《水浒传》的重要两极,进而奠立了清代《水浒传》接受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水浒传》序跋的商业化解读不仅远离了对艺术真善美永恒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将文学引向一味迎合受众的深陷俗滥泥潭的不归之路。     

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

遗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群体。它出现于朝代更迭之际,表现出一种政治性特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传统的士人文化在特定时期的反映,并由此形成了遗民文学这一特殊的创作现象。清初出现了两部《水浒传》的续书,一是陈忱的《水浒后传》,二是署名清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与一般续书不同,这两种续书并非为了发扬、补足前书的内容,也不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而是基于遗民心态下的遗民文学创作。从接受的角度看,这两种续书是遗民的期待视野与《水浒传》本文相遇的产物,作者和评点者都借小说的内容表达了亡国之痛、种族之感。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史记》情结发微

金圣叹是明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左传》《水浒传》《西厢记》皆有评点。由于受明代＂史汉风＂的影响,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常常与《史记》相比照。指出《水浒传》在撰写笔法、体例方面对《史记》的继承以及两者的异趣,从中亦可洞悉金氏之《史记》情结。     

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

《水浒传》是一部以民众武装反叛、暴力对抗官府为主要叙述內容的小说。作为市场化的通俗文艺作品,《水浒传》的接受主体是普通的社会大众,因此《水浒传》的广泛流播,折射出下层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即希冀快意恩仇、能够酣畅淋漓地满足物质一肉体欲望,对团结互助、充满友爱之情的理想人际关系的追求,和对保障人身安全与安居乐业的理想秩序的向往。考察这部小说及其传播表现的社会理想,是探索中国“小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影响。     

文言小说图像传播的历史考察——以《聊斋志异》为中心

插图艺术在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言小说的插图兴起于晚清刊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聊斋》插图的出现,对《聊斋》的出版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图咏本、绣像本、连环画,甚至邮票、剪纸都成了《聊斋》传播的载体,正是这些形式多样的插图本的出现和传播,使得《聊斋》能够同《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一样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     

重评《水浒》

电视剧《水浒》在荧屏上一出现，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有些研究《水浒传》的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出现了小小的“《水浒》热”。我以为这种“热”不过是“武侠小说热”的继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使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兴奋起来。正像“武侠热”一样，“《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这一点是听惯了“《水浒》是农民起义的百科全书”评价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实际上所谓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评价并不能反映《水浒传》的本质。人们确实喜欢《水浒传》，但并不因为它是农民武装…     

互《水浒传》之文,见《红楼梦》之义——《红楼梦》与《水浒传》互文性琐论

《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水浒传》构成了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红楼梦》研究中若干争议性问题,置于这种互文关系中理解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分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处借径《水浒传》,探察其主旨并非专在表现男女爱情,而是一定程度上含蓄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主流话语的逃离,特别是借助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寄托了现实社会中曹家所遭受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卫三畏对《聊斋志异》的译介

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分别于1842年、1848年和1849年在《拾级大成》、《中国总论》和《中国丛报》上译介了近20篇《聊斋志异》故事。由于《拾级大成》、《中国总论》和《中国丛报》在英语世界影响巨大,他的译介对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起了重要作用。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回到《讲话》接受史现场——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但在历史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与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如很多当事人、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广泛、热烈,其真正被文艺界接受和应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茅盾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建国后曾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以茅盾为中心考察《讲话》的接受史现场,对于理解《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与<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有一定关联.现存文献揭示,嘉靖初年的一批著名文人学士是<水浒传>的最早评论者,也是<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者,<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之说有文献依据.明末人张丑所著录的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可以肯定在万历年间流传过,但是否为文征明手书却难以断定.即使确系文征明手书,也不可能是其20岁至30岁时所书,甚至不可能是其嘉靖二年做翰林待诏之前所书,而只可能是其嘉靖五年致仕后所书.由于其致仕后赋闲家居33年,晚年仍能书写蝇头小楷,故这一时段的任何时期他都可能用小楷书写<水浒传>.这一信息就<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而言,意义是有限的.     

“水浒戏”与《水浒传》的传播

《水浒传》的人物与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与“水浒戏”的长期盛演不衰密切相关。早在长篇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水浒戏”已经成为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内容后来被小说所采用。《水浒传》成书并陆续刊行之后,根据小说改编的“水浒戏”更为繁荣;反过来,“水浒戏”的演出又进一步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眼看《水浒》

《水浒传》的人物素材取自民间传说,成书后在民间得到二次传播,新的民间传说又沉淀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人物特征并使这些特征更容易被忽视。为了利于传播,适应多样化普及化的传播形式,传播者必须加工整理修饰篡改甚至以讹传讹,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者的原意,大多行微言大义以文载道之功效,人物也更加扁平化、脸谱化,《水浒传》中人物形象有许多真实性本质性的细节也就这样被忽略了。其中尤以武松、李逵、宋江最为面目全非。武松的事迹相貌性格最符合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力、智、勇的化身。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     

浅谈《水浒传》人物描写艺术

《水浒传》塑造了108个英雄好汉形象，大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总体上讲，《水浒传》》在描写人物上，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水浒传》特别注意将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之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     

论《水浒叶子》与图像的独立叙事——以孙二娘绣像为中心

陈洪绶《水浒叶子》当属《水浒传》乃至中国古代小说图像的典范,但小说与图像之间并非简单的“再现”关系。孙二娘在《水浒叶子》中首先出场,《水浒传》小说正文将其塑造成美丽的“鬼母”,插增诗词却把她描述为不堪入目的“夜叉精”。对于小说正文及其插增诗词对人物反差巨大的造型描述,陈洪绶的图绘并没有单纯摹仿文学语象,而是撷取孙二娘缝制用于盛放度牒的锦袋这一细节,并沿用了自己在观音题材人物像方面的惯习。进一步研究表明,《水浒叶子》的独立叙事仅仅是相对而言,因为在没有榜题提示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图像无法唤醒读者关于《水浒传》的叙事记忆,这种叙事逃逸最终导致《水浒叶子》“仅仅成了故事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