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齐文宣帝高洋之政治措置

北齐文宣帝高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是北齐政权建立者,而且在选官用人、制度建设、军事征战等方面,都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他的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敬儒兴学、关注民生、整顿吏治,制度建设、军事征战等几方面.     

历史的重量:《接骨师之女》的认同建构之途

《接骨师之女》在华裔移民融入美国文化的主题叙述上表现出高水准。小说通过对家族历史经验的强调、人物语言障碍设置的暗示,以及承认与回忆的深层关联等方面的叙述,描绘出华裔移民者艰难而独特的文化身份寻觅历程。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之分析简论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之核心.作用的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特征时,在个体的小"家"与作为整体的"家族"之间,陈寅恪更重视"家族",认为后者对维系民族文化传统起到更关键的作用;二、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为此,陈寅恪才特别强调出身,重视渊源;三、家族本位思想,由于既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是构成社会制度框架的基础,因此不但适合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现代中国也未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何对其实行改造利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四、陈寅悟关于家族文化思想之形成不仅与其家族历史有重要关系,而且与其父陈三立的思想有继承发展关系.     

论魏晋南北朝之屈赋批评

魏晋南北朝之屈赋批评对汉人成说多有继承和深入的发挥,更有在批评角度、批评标准上的新变——重视对于屈赋的文学评价,重视对于屈赋文学精神和文学意义的揭示。加之他们有着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视野,所以对于屈赋的品鉴显得异常精要,常发前人之未发。当然,传统儒家功利主义文学思想也限制了他们对于屈赋的理解,而对屈原思想行为的冷落,甚至批评,也导致了他们在论及屈赋时很少关注屈赋文学精神的形成和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屈原个性、气质和人格之间的关系。屈赋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是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发展到本阶段的必然结果。     

古邺城的两种风筝

一、凤诏风筝 《邺中记》载:“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凤以木作之,五色漆画,咮脚皆用金”。它反映了当时风筝制作技术的较高水平。 二、席翅风筝 公元559年,北齐的君主高洋是个残暴的统治者,因与一元姓大家族有矛盾,先后将元姓家族的成员721人杀死,只有一个名叫元黄头逃生。为杀害元黄头,高洋命令将元黄头和许多囚犯集中在高37丈的铜雀台上,让他们乘着席做的风筝从台顶上往下“飞”。唯独元黄头未被摔死却随风“飞”到城外,后来元黄头还是被高洋杀害。这是我国风筝载人的一次成功的飞行。(张鸿:《中国古代经济专题史话·古代飞行的故事》)《河朔访古     

郭沫若之诗人气质与中西文化之合取关系

郭沫若的精神世界里具有一种超常的诗人气质。这种诗人气质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情感认知的两种存在形态 ,一是感情激荡时的亢奋与宏放 ,二是感情低落时的忧郁与感伤 ,两者相互依存 ,互为衍化 ,互为迭宕。其内在精神则是张扬个性 ,表现自我 ,追求自由与超越。而这一切都与五四时代中西文化相激相汇的大势相联系 ,显示出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意蕴     

李白诗歌中的鲸意象及其影响

李白诗歌中的鲸意象,一方面与大鹏、凤凰等成为李白抒发浪漫情怀、彰显狂放不羁个性魅力的重要意象群,一方面李白以之比喻危害国家与百姓之奸慝,通过斩杀鲸鱼来表现李白的建功立业之宏伟抱负。鲸意象展现了李白高蹈自然的精神气质以及儒道合一、功成身退的功业意识。李白鲸意象运用不仅强化了其诗歌的浪漫飘逸风格,还使骑鲸形象成为其重要称号,并且对后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科学精神的结构与功能

一、关于默顿的“科学的精神气质”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1942年发表了《科学的规范结构》的文章,首次系统地研究了“科学的精神气质”。 默顿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合法的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或者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也就是形成了他的超我。虽然科学的精神气质并未被系统整理,但是从科学家的习惯中,在无数论述科学精神的著作中,在由于触犯科学的精神气质而激起的道德义愤中所表现出来的道义上的意见一致方面,可以推断出科学的精神气质。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公正理念研究

儒家的义利之辨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宗法家族、国家和天下秩序之稳定的。儒家以诚信为基础的信用规则较之现代信用体系在个体人的德性层面似乎更高,现代信用体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和技术层面,它的实质是个体人的诚信德性与制度机制形成双向互动。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治政智慧源于家族的族规和家教,除了用调均来防止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还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由此出发来解决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儒家也有类似于契约精神的立信、征信、结信的制度规范。相较于现代契约信用,儒家在"义利与秩序"、"诚信、契约与效益"、"贫富、调均与公正"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公正理念。     

文化贵族的光芒——读叶绍荣《陈寅恪家世》

陈寅恪不仅其渊博学识、艰深学术令人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品格和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尤为稀有。陈寅恪的灵魂图景离不开其家世背景。家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承链条。文化既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基因,前者是文化的生命与活力所在,而后者又是打开精神之门的密码。义宁陈氏因为有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著名人物而成为辉煌的文化家族。     

人格的不完满性及其先天根源——论朱子气质之性的核心内涵

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的内在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主体的现实品格,即人格。人的现实品格总是表现为种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相对于圣贤那种理想人格而言则是不完满性。气质之性形成是由于每个人生来所禀之气的品质不那么清明纯粹,从而使得主体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的功能受到抑制,因而是气禀这种先天因素造成的。因此,气质之性与人格在内涵上的等价性,也就意味着现实人格的不完满性并非简单地是由家庭环境、社会风俗、学校教育等后天因素造成的,而是存在着其先天的根源。     

美的方法论之思

美的研究对象是“属总体人类的美”,这一美只能是个体的美的总和或思维性存在,必然在“主客观的统一”领域。根据辩证法的宇宙论,美的研究首先是语言学上对“美”的语词之用法的界定。以人对不同事物的判断所持的根据不同,美可谓是“人的气质性、品格性精神”显现在能够引起人的生理感觉快适的物质形式上。审美是人的由生理快适感觉与心理愉快感觉相融合而生成的“精神感觉”活动。美的事物之发生原因,一方面在主体的审美本身,另一方面在客体的不可论美丑的事物。     

论张载变化气质之功夫

张载将人性分为两个层次:来源于太虚本体的"天地之性",它是永恒不变的至善,是人性之本;来源于气化形成的"气质之性",属人之自然属性,有为恶的可能,是人性之用.他认为尽管人的本性是善的,但由于气质的蔽塞和习染侵扰,也可能为恶,因此,为了恢复先天的善性,就必须变化气质,通过强学、守礼、立志、养气、虚心等功夫改过迁善,使善恶混同的气质之性返本于绝对的善的"天地之性".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礼义之邦”的礼义精神重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而非"礼仪之邦"。礼仪与礼义之间是起点与终点、外在与内在、行动与思想、表现与实质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前应该从"礼仪"与"礼义"内外两个方面加强教育培养,提高国人道德文明素质。社会教化中应该注意个体、社会、国家精神的不同。"礼义"仍应为当代社会教化之重点,这是因为其有现代性与民族性。礼的精神实质在于:和而不同、等差有序的文明秩序;恭敬、辞让的尊人利他精神。弘扬礼的当代意义,必须在价值观与道德观上坚持等差伦理与平等伦理的统一。弘扬礼让精神,抑制过分竞争。     

论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

君子与小人之辨是王船山道德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船山从根本上延续了儒家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价值立场,认为君子与小人之别乃"质"之差异,是由内在的精神气质迥异而造成的根本差别,而不是表面文章使然。与此同时,船山对二者关系从人生志趣、中庸之道、慎独精神以及敬畏感等层面的不同进行了具体分判,并将这种关系寄寓于历史中进行品评。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色彩,却也潜在着"刚性"划分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中西文化对勘视域下的“群己”之辨——儒家的群体主义与基督教的个体主义之比较

群体主义作为儒家精神的价值导向,折射出家族本位、移孝作忠、家国同构等三个维度,最终沉淀为儒家的内在精神.个体主义作为基督教精神的深层内核,经过《圣经》中个体主义的萌芽与生发、中世纪基督教个体主义的遮蔽与延续、宗教改革时期个体主义的彰显与定型等三个阶段的嬗变,最终演化为基督教的内在肌理.从中西文化对勘视域下将儒家的群体主义与基督教的个体主义进行比较,主要体现在世俗人伦与神圣信仰、家族本位与淡化家庭、社会的隐没与社会的凸显、义务为重与权利为本等四个方面.     

文化的认同与精神的重建——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情感

由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学对家族文化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在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由20世纪80年代对家族伦理的批判与嘲讽走向90年代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与精神重建.文化认同表现在叙述者对血缘关系与家族伦理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对"家"的眷恋与归依情怀.在精神重建时作者常常把敢爱敢恨的性格、野蛮、强悍的天性作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以积极的态度表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民族文化精神重建的尝试.     

家族的挽歌--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道母题

家族的挽歌,作为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道母题,是以二元悖裂的状态构成的。这种悖裂主要表现为情与理的矛盾。正是在这种二元悖裂的状态中,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在对衰落的家族献上挽歌的同时,也献上了人的解放之歌与生命的挽歌。人的解放之歌在人的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展开,形成了“颂歌”与“悲歌”两个类别,它们分别存在于20世纪前半叶与后半叶中国家族小说中。生命的挽歌主要在生命之美、生命之善、生命之真三个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层面展开,它们的出现既是家族的挽歌这一母题二元悖裂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家族挽歌的母题注入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