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

借助翻译,"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姻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时期"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细微差异,体现了新文化共同体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开拓与创新,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对个人自由的单纯追求,也导致五四浪漫文学存在情感泛滥、表现肤浅的弱点,未能将"恋爱"的体验与表现引向深入。     

乡土电影三十年流变研究

新时期乡土电影30年,经历了由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前行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发展的历程,从中折射出“乡村”在中国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变迁以及乡土电影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在新形势下,乡土电影只有坚持现实主义路线、提升品质、培育市场,才可能实现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早期电影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以《紫罗兰电影号》小说为例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电影作为素材写进哀情小说,使电影在浪漫化、美学化的叙述中进入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典情感空间,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与电影有关的场所、人物都成为不少通俗小说表现的题材,影院成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重要环境。以《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为例,研究认为：一是上世纪20年代俗文学从电影处获得的创作滋养,为30年代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电影壮大了俗文学的创作力量,影响了俗文学的创作套路;三是电影不但成为小说的素材与题材,也影响了小说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     

驱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论当代台湾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20世纪60至70年代,台湾电影里的女性形象被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所笼罩,她们被矮化、边缘化和色情化。80年代,大胆反抗男权、走向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登上银幕。90年代以来,女性形象更趋多元化,并受到酷儿理论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当代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被刻意歪曲、到被努力还原、继而被深度探究的嬗递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当代台湾电影与菲勒斯中心主义艰难博弈的过程。     

从《新女性》看中国现代“新女性观”的演变

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女性观的两次激变至关重要。蔡楚生拍摄于30年代的电影《新女性》,形象地诠释了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妇女观”对五四时期生成的自由女性观的取代,在艺术层面上前瞻性地实现了中国现代妇女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的飞跃。     

恋爱的权利、启蒙与实践——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院的恋爱现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恋爱问题从新文化领域蔓延至市民大众之间，电影院的恋爱之风盛行。银幕上的爱情故事可激发观众的恋爱意识与恋爱想象，参与恋爱观、性道德的建构，教以具体的恋爱之道，从而起到恋爱启蒙的作用。黑暗的观影环境可为隐私性的恋爱行为提供一定的掩护，而其所散发的性诱惑气息，加之观影身体在与影像的互动之中更易处于一种感性状态，有助于情感的发生，于是电影院往往成为恋爱的一个实践空间。电影院的恋爱现象以及相关舆论意味着现代爱情的社会性胜利。重在彰显个体自主性的现代爱情是构成现代主体的重要维度之一。尤其对于女性观众而言，银幕上下的恋爱风景及其所昭示的现代爱情观与两性关系，有助于女性探寻一个情感自主的自我。作为异性恋爱中的一方，女性在公共空间与男性的公开交往，也有助于促进其权利意识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反叛的悖论:美国公路电影中的嬉皮与消费

现代公路电影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电影类型,它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富有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但又为消费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所浸染和渗透,从而展现出一种悖论式的美学风格。在批判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公路电影建构了新的、更符合叛逆青年口味的文化消费规则。     

“越轨”的女性与“滑动”的文化保守主义——从1930年代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影片说开

1931-1941年期间,张恨水“鸳蝴”小说被频频搬上银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着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价值。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元叙事”的自反性探索,众多电影公司对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发起了有声片的突破性尝试,如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银汉双星》、明星影片公司的《啼笑因缘》等。张恨水一系列小说被各电影公司导演不断改编并推向银幕,这一文学改编电影的现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转型、上海“孤岛”电影时期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沦陷”时期,不断展现出通俗剧适时性价值与银幕生命力,在情爱叙事的感伤现代性下折射了女性形象的“越轨”特点。其中,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呈现出跟随时代而调整的适时性特点,集中体现了女性命运截然不同的走向,反馈出文化保守主义下“犹疑”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转型下“滑动”的价值选择;此外,还依据不同时代的女性站位适时而变地呈现出从鼓励到规训的过程。在民族形势严峻的特殊历史时期,张恨水作品的“银幕化”现象彰显了在革命电影叙事文学背后隐藏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市民的整体风貌与广泛的社会现实。在“通俗”外衣包裹下,其作者意识与社会呼吁借用银幕得到了广泛传播...     

民国早期电影在新疆的传播

20世纪早期，新疆没有中国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中心上海所具有的人才优势，其受到多元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缓慢，所以在电影产生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新疆民众对电影的认识从非常被动的观影开始，一直到抗战前后还主要停留在观察和简评的层次上，新疆只有电影放映，电影制作明显缺位。新疆电影传播从无到有，从自娱自乐性质的放映到20世纪30年代后电影放映业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为艰辛的发展历程。     

存在主义美学的诗意与亏欠——对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美学解读

法国新浪潮(New Wave)电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于法国的一场意义重大的电影思潮与运动,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由于受到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与美学的巨大影响,法国新浪潮在对社会生活和人生存在的领悟以及电影语言的表达上都体现了存在主义美学的长处与局限.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对新浪潮电影的审视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存在主义美学这个基本理论视点.     

纸上硝烟:《现代电影》发起的“软硬论战”

作为"软性电影论者"进攻左翼电影理论的阵地,《现代电影》杂志长期遭受主流政治的压抑和遮蔽。今日重读《现代电影》,不仅能够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理解20世纪30年代"软硬论战"涉及的艺术与政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还可以捕捉当时的革命小资产阶级进步电影人转变的身影,乃至欣见闪烁其中的反帝政治、受众研究。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影视思潮的影响——让·吕克·戈达尔:一个个案研究

本文以诞生并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理论为出发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电影理论与实践中的历史脉络,并结合个案,探索法国著名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创作。本文认为,此时间段内的戈达尔电影,以具体的影像美学和故事结构方法,批判而又继承地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资本主义工业和消费主义的相关抽象理论。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文艺工作者？大众情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电影女演员（1930—1935）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女明星是构筑都市文化空间的重要影响力量。她们处于公众的凝视之下,为不同的话语力量所交叉建构。左翼文化精英和都市男性观众是参与女明星建构的两支重要力量,赋予了女明星多重意义,给了她们实现社会身份变迁的机会,也使她们陷入新的困境。游走于机遇与困境之间,女演员小心经营着自己台前幕后的生活,在提升了社会身份的同时,也让渡了身为女性的自主权利。     

理论的跨界:"党的文艺战士"冯乃超的电影观念考索

冯乃超是中共早期革命文艺实践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但学界历来对冯乃超的研究只专注于其文学上的造诣,却忽略了他对于电影的相关论述.事实上,冯乃超的电影观念与其无产阶级文艺实践有着本质性关联,其倡导的"革命文学"论将文艺视作思想武器,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强调电影社会功能的同时,冯乃超提出了通过"朴素性"表演建构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路径.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上,冯乃超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别对有声电影、电影的特性及电影剧作进行了理论阐释.     

传记电影的范本——论《成为简·奥斯汀》与《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的互文效应

朱里安·杰拉德的传记电影《成为简·奥斯汀》因其追随约翰·麦登的《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的记录方式而让人兴趣盎然。在这两部电影中,莎士比亚被想象成他自己戏剧中的主角,而简·奥斯汀也成为她自己小说中的女主角。无数的互文联接来自爱情的互文特征,两者的爱情都无疾而终,而这样的爱情却成为两位巨擘代表作品的灵感;记载于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又反过来成为两位作家的传记史料。两部电影之间的联接表明,作为文学角色的莎士比亚的传记电影为简·奥斯汀的演出铺平了道路。     

改编的精英化转向与电影精英意识建构——精英文化语境下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改编电影

20世纪80年代文学改编电影的精英化表征,契合了 1978年后内地文化精英化转向的总体趋势.这一时期,众多的电影人热衷于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其中既有对经典文学文本的改编,也有对"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的改编..改编电影中,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群体的银幕展示,标示着精英群体再次走向时代前台;对爱情与青春题材的改编,彰显着这时期人性复归思潮的文化力量;而"文化寻根"和"文化重建"语境下的改编电影,则成为这时期文化精英群体寻找与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影像表达.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精英化意识,不仅深远影响了"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还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继续发挥着精神余热.     

左翼电影的都市和性别叙事：以《体育皇后》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上海等城市急遽发展的都市化,促使了左翼电影将社会关切推衍到都市的范畴.<体育皇后>将外来文化、时尚因素和批判意识相结合的探索尤其令人瞩目.一种新的女性视觉形象被创造出来.编导者对女性使用"粉盒"的焦虑和不满,使其在向好莱坞借鉴的同时又避免了"好莱坞化".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取向

20世纪 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意味着一个与文化消费市场相伴而生的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时代的到来。 9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主流意识形态、市场法则和大众文化需求之间寻找着自己的定位 ,在策略性地向大众文化倾斜的同时又呈现出特色各异的文化取向。     

灵魂的审视 唯美的追求——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

电影《恋爱中的宝贝》是一部用超现实的手法表现非传统爱情的影片,影片以独特的视角对纯粹爱情、精神家园、生命过程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整个影片拍摄制作十分精致,叙事和情感表现得相当巧妙,魔幻艺术手法的运用为影片带来了很强的冲击力,体现了导演的唯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