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与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

1920-1930年代的上海是20世纪中国最具现代性的都市,工商业的繁荣、文化出版业的兴盛和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盛行建构起了属于上海自己的海派都市文化语境。这里既是充满声色刺激的乐土,也是病态颓废的本源。审美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融入到文学、电影、绘画、广告等各种艺术形式中,上海唯美主义思潮就在这种追求颓废与享乐的都市文化氛围中发生。     

“海派唯美主义”——唯美主义的感官化与庸俗化

唯美主义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初始话语形态,与生俱来地存在着颓废与享乐、否定与肯定、高雅与通俗并存的内在悖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与特殊性以及“老上海”租界身份的微妙性等深层次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致使唯美主义在“老上海”的“理论旅行”中发生了享乐大于颓废、遁逸多于批判等消极性理论变异,某种程度上,“海派唯美主义”是一朵不合时宜的艳丽的“恶之花”.     

略论北宋初期的士人风貌

受五代颓废士风影响 ,北宋初期士人风貌承绪了五代之遗风 ,一时难以改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 )因循持重 ,逊言逊行 ;(二 )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 ;(三 )隐逸之风盛行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五四”小说中颓废情绪的发生

颓废的心理情绪,是“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一种精神性情绪形态,它较广泛地存在于“五四”文学之中。本文从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制约及“五四”特殊历史现实土壤等方面,着重分析了“颓废”在“五四”小说中发生的根源,认为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没落士大夫情结是“五四”作家接受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传统依据和心理基础,而“五四”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语境,则是“颓废”心理情绪适宜的生长土壤。     

论宫体诗的思想倾向

宫体诗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玩赏的、享乐的,浸染着一层颓废色彩。宫体诗有着浓厚的男权意识。但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女性的同情。比较而言,前二者是为主的,后者则是次要的、从属的。对宫体诗思想意义的估价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玄意人生--关于魏晋南北朝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一种的解读

玄意人生是魏晋南北朝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的一种概括,它是玄学经中朝名士而向生活情趣化转移、沉潜的结果,同时又与儒家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化人生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主要的表现是超越于表演性的皮相之外的玄境与闲境的统一,以及文人对真之境界的追求.分析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能使我们对中古文人及其审美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其时诗文的解读.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山水"成为中国古代文士"体道"的文化根由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无论儒学、道学,还是外来佛学,在古代文士对其接受或阐释的过程中,"山水"往往成为"体道"的共同媒介.这从历代文士留下的大量描写体道过程的文学作品和文献即可为证.究其缘由在于农耕文化对中华农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存在于中华文人潜意识中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精神的浸润,中国古代文人隐逸情趣的渗透.     

中国文人艺术的审美取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 ,文人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本文通过对文人书画、文人诗、文人音乐等文人艺术样式的深入分析 ,归纳出了中国文人艺术与宗教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比较之下的一些独特而突出的形态特征 :布局上倾向于“疏简” ,色彩上倾向于“素淡” ,技法上倾向于“生拙” ,表现上倾向于“含蓄” ,趣味上倾向于“天然”。     

魏晋名士放达不羁简论

放达不羁是魏晋名士的一种时代性标记。透过外在表象,我们发现不同的名士个体和名士群体是有区别的,有的因愤世嫉俗而放浪形骸以示抗议,有的因道德沦丧而尽情纵欲,有的因仰慕名流而盲目仿效。     

从艺术家的独位居之到作者的身份认同——关于文艺创作主体的思考

作为凝结和表现人类生存图式的一种精神创造过程的文学艺术,是有着其创作主体的。文艺的创作主体包括一切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识且能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进行自由的艺术实践或创造活动的人。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主体中,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在解释与映证艺术思维与艺术现象过程中,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被当作艺术创造者的代表来作典型阐发。文章对人们在文艺创作主体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审视与厘清。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论物态化的审美意象

意象是个歧义颇多的概念,有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意象是艺术创作主体充分调动审美想象力,化＂意＂为＂象＂的创造物,是一种承载着审美经验的具有感性物质外观的形态。生产艺术产品,就是将＂人心营构之象＂物态化。从创作主客体关系和艺术对现实的不同反映方式来看,艺术产品分为再现型、表现型、象征型,呈现迥异的审美风貌。     

论南戏和北曲杂剧在形式体制上的差异及原因

南戏和北杂剧同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样式,却在艺术体制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客观方面,二者所处地域不同,所继承的历史传统和吸收借鉴的艺术成分及借鉴方式也就不尽相同;主观方面,二者的创作主体身份不同,其创作目的必然存在差异。     

刘安对"淮南文化"发展贡献论略

淮南王刘安不喜声色、游猎、犬马,一心向往学术,撰著异常丰富,目前能见到的汉代典籍著录刘安等人的著述文目共计有21种。刘安传世的《淮南子》、发明的豆腐,分别为人类贡献了一份精神财富、一份物质财富。文章从刘安与汉代淮南作家群;刘安与淮南地区的成语典故;《淮南子》与花鼓灯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刘安对淮南文化发展的贡献。     

情理论的审美艺术表现

中国古代美学,历来讲情与理统一,文与道的统一。关于情和理及其关系的认识,受美善统一观念的影响,在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上注重情理统一,在艺术风格上强调中和为美,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抒情言志并举,礼乐统一,在人生态度上主张中庸平和。本文将从情理统一论在艺术上的具体表现来解读这对范畴。     

碑林书法的文化艺术价值及审美意蕴研究——以湖南永州浯溪碑林为例

浯溪碑林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各碑所处历史时期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浯溪碑林各个时代的书法碑刻作品,以及历代书学家、书法家对浯溪碑林的评价、赞誉,印证了浯溪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人类本体”论到“文艺活动”论

“人类本体论”是“文艺活动论”的理论前提,它把人的生存活动视为艺术的本体,认为艺术源于我们的生存、有归于我们的生存,引导着我们生存的超越;而“文艺活动论”则是对以人的生存为本体的艺术性质的动态展示、也是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具体把握。虽然在对这两种观念的具体阐述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毫无疑义这是近2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极有价值的重要成果。     

从《江雪》到《寒江独钓图》--论马远山水画中的诗画融合现象

诗、画被称为姐妹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历来倾向于诗歌与绘画的融合.中国这种传统的诗画观影响着诗歌绘画的发展.马远在此影响下,用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水墨山水人物画)将柳宗元的诗歌<江雪>的意境很好的表达出来.文章着重探讨马远的名画<寒江独钓图>和<江雪>在意境上的融合问题,来阐述马远在南宋绘画史上对诗画走向融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