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新趋向。未来学界“《春秋》笔法”的研讨还应本着“材料之生新”、“观点之转换”、“方法之讲究”的治学要领,在经学、史学、诗学、语言学及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上继续拓展、深化。     

从政治话语到文化政治--近20年来文论界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辨识

建国以来 ,我国学术界长期以上层建筑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对文学的本质规定 ,与此相适应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 ,以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序言》为开端 ,在文艺理论领域内 ,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地展开反思。伴随着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入 ,各种审美型文论话语开始确立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大量引入 ,在新的语境下 ,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征圣经而诘众传:论范宁《穀梁》学

晋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以"征圣经而诘众传"为核心学术理念,从历史发展的维度阐释《春秋》"圣作训,纪成败"之义理;以历史还原的眼光,评价"三传"存在"伤教害义,不可强通"之失。范宁不仅建构了"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经典诠释原则,开创了"商略名例,敷陈疑滞"的解经体例,而且通过阐释经典的笔法与体例深入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探求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宗旨,凸显其诛伐乱臣贼子、为后王立法的经学意义。尤其是推崇"德义"的价值观、"德政"的政治观及以天子为核心建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明确主张,又在优秀的中国传统经学阐释中彰显出范宁的社会政治理想。     

“简言达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作为＂《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微＂在古文家、今文家和史学家那里,具有＂微而显＂、＂志而晦＂;＂微言＂、＂微旨＂;＂约文＂、＂省文＂等多重意蕴。刘勰将其引进中国文论,从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三方面将其发展成为＂简言达旨＂,并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丰富深化了中国文论话语以少总多,以有限的形式表现无限丰富的内容的含蓄精神。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以注疏、考据、公羊学为制义,不仅使制义出现了否定自身的动向,而且反哺经学,两者源流同贯,孳乳相生。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新的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感觉体验性话语的建构

根植于深广的诗性文化,中国文论喜欢用五官的日常体验去比拟文学,从而延生出大量的富于感官体验的直觉性文论范畴和概念。以《文心雕龙》"视、听、味、佩"说为代表的感觉性文论话语,大量运用于从文学创作到阅读欣赏的一系列过程的描述,从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其文论思维特征的体验性。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从范畴概念、话语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具有的感觉体验性,建构起一套富于民族特色的感觉体验性的文论话语。这套感觉性的文论话语对于后世文论产生深远影响。     

马宗霍及其中国经学史研究

马宗霍是现代著名学者,撰述宏富,其中《文学概论》、《音韵学通论》、《书林藻鉴》久负盛名,在文学、小学、书法学等领域各有造诣。他从学术史立场撰写的《中国经学史》,更是中国第一部经学通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经学史研究落后的局面。他又在《说文解字引经考》中,考明许慎经学的基本面貌,并解决了经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将小学、经学与史学融贯为一,使中国经学史研究取得一次重大突破。     

文学隐喻意义的理解

在西方,对隐喻意义的理解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争议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除字面义外是否有隐喻义的存在;二是隐喻的表现义与认知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同一般的文学话语理论一样,意义总是在话语中呈现出来,对话语意义的理解总是从语词方面入手,进而达到对整个话语意义的理解。隐喻义在字面义基础上产生且不同于字面义,隐喻义分为认知义与表现义,文学作品中隐喻的认知义主要通过其表现义来实现。     

《韩诗外传》的贫困考验主题及其文学价值——兼论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形象和故事演变

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在《韩诗外传》中得到了完整的继承。其中孔门弟子安贫乐道以及克服享乐诱惑的故事,形成了贫困考验主题,传达出儒家以义为重,以德为先的精神理念。儒家经师韩婴有意采用了踵事增华的叙事笔法,故事中有明显的想象、虚构成分,典型化特征十分明显。《韩诗外传》的叙事手法直接影响了汉代的叙事文学,它所具有的小说因子和小说形态在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研究中应引起更多的重视,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把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大讨论十年来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这些努力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因此,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重建中国文论要调整方向,就要回到"失语"的根源——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上来。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两个话语规则: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失语"是由于中西异质而不是古今异质造成的,只有掌握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规则,才能立足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以我为主融化西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论《公羊传》的阐释策略

本文主要探讨《公羊传》使用疑问句的阐释策略。文章认为，《公羊传》首先预设《春秋》的陈述是真陈述，然后在此预设基础上弥合《春秋》语言字面义和表达义的分离。为此，《公羊传》提出了《春秋》语言的各种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引申《春秋》大义。本文认为，《公羊传》疑问句的转换实际上就是这种阐释策略的主要表现之一，从中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古代经学语言的伦理特性。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