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构建和谐中原视野下的制度化信访及其完善路径研究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重要的经济大省,目前处于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从构建和谐中原的战略高度入手,应深入透视非制度化信访现象,对制度化信访的制度、法治、司法、文化、组织和机制保障进行探讨.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的对策思考

前我国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并影响政府决策，本文就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走向制度化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变迁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现阶段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然而 ,在社会转型时期 ,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 ,介绍了当前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形式 ,并从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负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宋代商人非制度化行为分析

两宋时期,由于政府对商人商业制定的歧视性政策和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弱化以及榷场关闭等原因,引起商人采取违规违法的非制度化行为进行抗争,宋代商人非制度化行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买官卖官现象严重,奢靡之风盛行,制假造假泛滥。宋代商人的非制度化行为是其对封建政府的压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他们并不想和封建政府决裂,因此不可能建立起自己主导的社会秩序。     

苏联模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胶着的体制

苏联模式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体制,但由于现代制度环境的缺失,造成一系列制度安排都是靠政治强权架构而成,从而使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化在建构和实施过程中,遭遇内在的传统性在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上的复杂扭曲与阻挠.这种制度化本身内含着自我反向逻辑,非制度化是这种制度化内在的必然需要和反映.苏联模式凸现出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极性胶着的特征,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本质性原因.     

当前非典型性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预防对策

当前,我国非典型性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应当认真分析当前非典型性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并提出预防和减少非典型性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对策,以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当前我国信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由于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信访走访化、至高化、群体化、极端化问题日益凸显。加上信访机构庞杂,重叠交错,权力有限而效能不足,各级信访依然量大势猛,公私成本居高不下。信访在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调解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亟待改进和提高。只有不断深化信访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更新治理理念,提升信访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强化权力制衡,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才能解决我国当前信访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以实现防范利益失衡、化信访于未然的目的。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何以可能?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相对于制度化利益表达而提出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底层社会理论是西方学界研究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要范式。在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理论"与"现实"共振的良性态势,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和攻防有序的范式竞争初步构建了我国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谱系。不过,国内学界在"理论借鉴与本土化理论创新""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抗争性政治""解释框架的选择与问题意识的再强化"以及"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上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学术努力。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和影响政府决策,而且有扩大的趋向.它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本文将对其原因进行探析,希望为决策者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主体和环境两个角度探讨了政治过程中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进而尝试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思路。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形式,诸如行贿活动、越级上访、黑恶势力的渗透与干预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农村建设。因此,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原因,寻求解决目前我国农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的措施,逐步将农民的政治参与引入制度化的轨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式的偏好和选择

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群体,其政治参与状况关系到农村与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日渐觉醒,但他们在政治参与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对非制度化参与方式的偏好。这既有农民工自身如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贫困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种种不利因素,如政府公信力降低、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等。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努力,改变这些不利条件,以矫正农民工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     

法治视野中的非制度化生存论析

社会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生存,主要是由极端的利益追求、制度约束和监督缺位、文化陋俗以及价值观变异等因素引起的。在非制度化运作中,行为主体通常要选择策略、权衡利弊,然后制定计划,形成与其他当事人的互动。非制度化生存的危害在于颠覆道德理念、诋毁民主政治、侵蚀制度规则、危害社会生态,在人的发展中形成诸多悖论。治理非制度化行为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多管齐下。     

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探讨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倡,在工商、城管、公安、狱政等领域开始了大量通过柔性的非强制执法实现管理目标的尝试,非强制行政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政法现象。非强制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表现,亦有滥用的可能,有对其进行制度化的必要。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柔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决定了立法规制和司法审查在功能上的局限,必须依赖行政机关制定的自我约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