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宗教、政治、历史观点

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与“至善”康德的宗教、政治、历史观点是康德整个伦理学的另一大方面。如果说,形式主义的道德理论(详另文)构成康德伦理学的主题和核心;那么康德的宗教、政治、历史观则是这一主题的实质基础和发展趋向。对这一方面的探讨成了前一方面的必要的补足。在康德道德论中,道德律令所以是绝对命令,不在于人是理性存在,恰恰在于人是感性生物的存在,     

自由与服从——浅谈康德自由观

康德从对自由的理解出发,在阐释自由的过程中解证了自由与服从的辨证关系,指出自由是超验领域的公设、理念,等同于意志,亦等同于先验的道德律令,自由就是对道德律令的服从,服从就是自由.     

发展伦理与道德代价

发展伦理学主要是以发展善,或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应用性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因而,发展伦理学在研究发展善的过程中,必然也要研究发展恶的问题。而发展恶在发展伦理学的视野里,无疑就是社会发展中的道德代价。要对发展善与发展恶有一个深入认识,还应当引入绝对道德价值与相对道德价值之范畴。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彝族创世史诗蕴含的宗教道德及其文化逻辑探析

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宗教道德律令的最高经典,它向信众解释了宇宙的秩序,确立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彝族创世史诗以超级故事的形式,构建了一个潜在的宗教道德范型。彝族创世史诗用初创神话、末日神话、拯救神话和再造神话,从宗教道德的维度,对善的起源、蠢笨的起源与毁灭、恶的毁灭、善的拯救和善的延续进行了叙述,确立了神的道德权威,编织了宗教道德的文化逻辑,通过歌手世世代代在仪式场合的传唱,建立了彝族人的集体道德观念,对彝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学科视角下的伪善解读

从宗教学视角看,伪善是法利赛式,是一种根本恶;从心理学视角看,人具有道德伪善动机,伪善是道德做秀;从社会学视角看,伪善是自我欺骗的社会生存策略,道德脱离产生伪善;从伦理学视角看,伪善是对道德法则的颠倒,是只顾动机、不切生活实际的德行意识,是平庸之恶,是为善而善。总而言之,伪善是恶的一种隐存样态,是道德做假与道德欺骗,是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冲突的结果,是道德信念与道德行为背离所致。     

道德起源目的论

道德与法一样,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对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和恶;就其结果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社会的崩溃）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净余额为善的恶,因而是必要的恶。于是,道德的起源与目的只能是他律的。道德起源于道德之外的他物：经济和科教;目的在于保障道德之外的他物：经济和科教的存在发展。     

论康德的悲剧观念——关于道德律令与审美命令关系的思考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伊曼努尔·康德是以努力把唯理论和经验论结合起来而著称的。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晚期著作《判断力批判》是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联系起来的桥梁。笔者认为,国内目前关于《判断力批判》的研究偏重于康德哲学中先验认识论和审美目的论的关系,似乎忽视了道德律令与审美命令的关系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支点性地位。本文同意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如果说康德关于认识论和审美判断关系的论述曾极大地影响了康德以后好几代理论家的思路,那么可以这样说,康德关于道德律令和审美命令关系的思考则启发了近三十年来美学理论和艺术批评的发展。因此,在介绍和引进近几十年来西方美学和艺术批评的过程中,严肃认真地探讨一下康德哲学中道德律令和审美命令的关系无疑是必要的。     

康德哲学:科学与道德的背离和统一——兼论科学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在我头上面的是灿烂的星空,在我心中的是道德律令”。镌刻在康德墓碑上的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康德这位近代德国哲学家的个性。康德倾其毕生探索自然的奥秘与道德律令的“绝对性”,由此也形成了他哲学体系中两条泾渭分明的主线:科学与道德。从构成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三大“批判”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思维的这对矛盾所留下的痕迹。明确地划分科学与道德,又含蓄地谋求二者的统一,这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本质内容。     

人性的善与恶--对《红字》中主要人物的分析与评价

本文通过对<红字>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来探讨人性的善与恶和道德准则问题.从齐灵窝斯、丁梅斯代尔、海丝特·白兰直至珠儿,人的灵魂一步步由"堕落"、忏悔、彻悟发展到精神的自觉.<红字>超越了人物性格中"善"与"恶"绝对对立的传统观念.善与恶这对标准不能概括人的丰富的行为和心理.同时,善与恶的评价标准本身又有着历史的局限.其实,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在介于善与恶之间的道德标准上得到评价的.     

三国惑乱遗至今——传统观念在当代《三国演义》评论中呈现出的非理性现象

在感情倾向上具有强烈善恶观的部分《三国演义》评论者,其理性认识和学术研究理念的公正性,常常被《三国演义》中儒家性善观、封建正统观所禁锢。非善即恶的道德倾向性使当代学者在评判《三国演义》时,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描写上的历史局限性缺陷,更多的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春秋笔法来进行回护性批评,这使学者在论著中引用的论据往往与其文中的结论相互抵触。     

《古兰经》人性思想的善恶两重性与穆斯林构建和谐社会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世界各大宗教都有自己的看法,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可人们对伊斯兰教人性善恶观的关注很少,这主要体现在对其原典《古兰经》人性思想善恶观的关注不足上面。本文将对《古兰经》人性思想的善恶观进行研究,并指出在它那里人性既具有善的一面,也具有恶的一面,人性是善恶两重的,并认为这种人性善恶观有利于穆斯林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

正义作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害的交换法则,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规范和前提保障,对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协调、维系作用."善"或"恶"的社会均衡都会自我加强,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和衷共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前提,弘扬"善"的价值理念,妥善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使社会资源和价值分配有利于实现社会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保障他们的正义所得,维系和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保障.     

儒道之间:陶渊明的价值观初探

在儒道核心视域中对"善"与"恶"的考察,构成陶渊明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陶渊明对于"善""恶"内涵的理解,不仅仅体现于经验、名言之分,更是深入到实质层面上;从"善"与"恶"的关系看,陶渊明重视的并非"善""恶"之形式,而是"善""恶"之实质;陶渊明价值观的核心在于,承认真正的"道德"之"善",而否定非"道德"之"恶",并在"道德"视域下,以他的"善""恶"标准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之二律背反献疑

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与观念递嬗总是呈现出惊人的反复;每当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时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便面临一次新的嬗变,因之产生类似的两种社会评价尺度之间的磨擦乃至抵牾,这就是我们将要论及的所谓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该命题是这样被表述的: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重大转型关头,道德的发展总是落后于时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道德观念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冲突。同时,人们在对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化作出总体评价时,必然呈现出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背离,历史尺度觇标为善的东西,道德尺度却觇标为恶。于是,社会历史的进步必然以一定的道德牺牲为代价便成为不言而喻的结论。     

孟子与康德人性观比较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先天规定好了的;通过对先天本心的养护就可以实现人的道德化;康德则认为人性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是善恶相互调和的历史过程,人性的实现是善对恶的拯救过程。这两种人性观造成了中西人格特征的基本差异。     

略探道德代价之发展规律

认识事物,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基于道德代价的本质分析,我们认为,道德代价的发展规律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发展与道德代价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发展与道德代价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是发展善与发展恶之间的关系。     

为了“善”而探究“恶”——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逆向研究》简评

为了“善”而探究“恶”——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逆向研究》简评□龚爱林善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永恒价值，社会的进步和人生的幸福都无不是在对善的追求中获得。然而，犹如没有“恶”就无所谓“善”一样，了解了“恶”，才知道怎样为善，对于恶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恶的...     

康德道德哲学的主体向度研究

道德哲学是康德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康德视为探究人全部规定的哲学。在康德理论中,道德被理解为自由主体对道德律令的践履,并指向了以人为目的这一终极命题。人在道德领域摆脱了感官世界的束缚,达到了既自由又自律的高度。康德突破了从认知层面把握主体的局限性,让价值主体在道德世界得以确立,在主体观念上实现了重大变革。康德道德理论不仅把对人的启蒙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在现代主体性道德形成发展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值得人们对其展开深入反思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