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统诗经学的终结者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转变中,胡适的建设之绩不如他的破坏之功。对二千年经学传统的尖锐批判,对《诗经》神圣地位的彻底颠覆,证明胡适是一位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和终结者,他的特殊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胡适的学术方法与清末今古文经学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建立者,最重要的是提出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胡适的学术方法,尤其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长期被视为对清代汉学正统派研究方法的直接概括,其实乃兼取清末经学今古文两派之长,与二者都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胡适从清代汉学中撷取“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传统,又从康有为今文经学中总结出“大胆设想”的方法,用以补救清代汉学家缺少假设之弊,从而突破清末经学的门户与家法,体现了对经学今古文两派方法的综合与超越。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现代化视野下胡适体育思想探析

胡适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回国后大力宣传实用主义思想,其中实用主义体育思想,更是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办学与教育过程中,对体育事业表示高度的关注;他对体育的论述,体现出了他对体育的认识与看法,反应出了他的实用主义体育思想与观念。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反抽象：胡适方法论的努力

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胡适整个思想、学术活动的方法论问题。“反抽象”作为胡适全部思想方法的一个总特征,具有独特的内涵和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抽象”不仅仅是思想方法,更重要是它代表了胡适寻找的一种学者精神,本文主旨也正在于此。     

徽州人物：胡适

胡适（1891～1962年）,幼名嗣糜,字适之,号冬友,绩溪县上庄村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二月生干上海。其时他的父亲胡传在台湾任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光绪十九年二月随母等人自沪抵台。因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光绪二十一年初母亲带他离台回到绩溪故里。同年八月其父病故厦门,这时胡适还不满4岁,此后便由母亲一手拉扯成人。在家乡厚重的徽州文化浸淫下,11岁时,胡适已能自己看古文。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诗与经验：从胡适到九叶诗人的诗学探索

经验与诗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从胡适到九叶诗人袁可嘉、唐湜等都对这一诗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简要地追溯了这一探索过程,认为＂诗的经验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写实主义和平庸化,它与＂经验说＂都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揭示,都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胡适与酒

王蒙先生曾记：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可见酒的独特魅力。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吟出“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佳句，一代枭雄曹孟德则认为：“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古往今来，有多少名士为美酒而倾倒，近代徽州大学者胡适亦不例外。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经学传统的价值重估

经在四库全书中居于首位,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至关重要,经学传统在中华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作用巨大。在后经学时代,理性考察经的本真蕴涵、经学的精神实质、经学传统的一般表征、重估经学传统的价值功能,对于挖掘经学的公共性资源,弘扬优秀的经学传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胡适眼中的西方--从胡适文中的西方人名谈起

作为一个曾留学西洋并为新文学运动张帜的中国知识分子,胡适是否汲取了西方人文精神作为新文学的精神资源,这是一个颇具探讨价值的话题。他在1 91 0—1 92 7年的早期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不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经典人物,但这些人物或者被他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者被他用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即便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时期极力推崇、大肆宣传的易卜生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被他作了“中国化”的阐释。胡适为我们呈现的西方,已经过他自己的判断、选择和改装。他身上深刻的传统文化烙印导致他对西方人文精神的接受与阐释形存而神失。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皮锡瑞经学的特色

皮锡瑞治经的汉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汉人的经注经说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采用疏证体以解经、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及治经态度矜慎等方面。对于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皮氏皆持包容的态度。在孔教衰微的晚清时期,皮氏强调需要破除今古汉宋的门户之见而求学之会通。皮氏治经重家法,体现在他的郑学研究中,还体现在他对《尚书》、《礼记.王制》等所作的笺注上。皮氏治经讲求微言大义,体现在他为《春秋》、《尚书》、《诗经》等经典所作的解义上。皮氏治经重经世致用,他以是否经世致用作为评判治经优劣的标准。     

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