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与利他行为的动态模型——兼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这种过于简化的假设在解释人类的利他行为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提出,人们并不是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常常通过模仿别人的行为来改进自己的处境.在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囚徒困境"博弈的分析,建立了利他行为的动态模型.当下,发扬利他主义精神对于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经济人理论”述评——对“理性经济人”的质疑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前提,这一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大量经济现象却与之背道而驰,事实上,人在决策时,受到许多诸如心理、社会、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决策结果与经典最优结果产生系统性偏离,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满意结果.本文从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角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假设过于理想化,转而应该用有限理性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     

反思满意化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在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研究中,有限理性和满意化模式的理论,得到广泛的介绍和宣传。这些研究未曾关注赫伯特·A·西蒙的理论的另一面：研究理性的限度是为了改变理性的限度,寻找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良方。接受和倡导有限理性的可能后果是,先验地认定理性是有限的,从而合理化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公共决策,并放弃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探索。何况,满意化模式本身存在若干缺陷：人性倾向于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效用满意化,不追求“最好”难以保证不断地获得“更好”,满意的决策标准不容易确定,满意的主体问题,等等。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理性的颠倒”的“颠倒”

黑格尔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代表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的张扬所实现主客对立的和解之至极。但是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理性的颠倒所实现的主客和解却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 ,他通过对黑格尔所作的“语言化意谓为共相”和“反思变现象为本质”的“理性的颠倒”的再颠倒 ,朝向“应合于大道的道说”并“投身于本有 (大道 )之中” ,从而反正了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超越的方向 ,通过由无限到有限 ,由绝对 (的神 )到人的超越达乎人的存在自身 ,而最终走出思想与对象、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执 ,彻底告别了统治西方世界二千多年的对象性、表象性的“理性的颠倒” ,而步入一种新的思想道路     

满意化决策与心智分析的经济学意义

西蒙用满意化决策代替最优化决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有限理性,而有限理性是由人的认知能力即由人的心智所决定的.人类的心智活动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局限性等特点,不同的心智活动决定了不同的理性运用程度.人类的推理、逻辑分析等心智活动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心智成本.由于心智成本的存在,人类的决策不可能总是追求最优的决策,只能是满意的决策.心智分析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经济理论的完善和社会制度的创立上.     

对哈耶克的“理性有限”观和“自发秩序”观的解读

“理性有限”观和“自发秩序”观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本文在深入解读这两个观念及其实质的基础上,探讨了经过话语转换后,该种观点对当代中国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宇宙”概念的结构层次及其界限

“宇宙”概念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结构层次,各层次之间有各自的界限和范围,有着逻辑和内容上的递进关系。现代宇宙学的宇宙有限论,实际上只是在知性宇宙概念所指谓的范围内。     

理性思辨与康德“自由”的呈现

康德思辨理性的进程以理性存在为基础,并通过理性存在展示人作为主体存在的自由本质。作为人的主体存在,时空则为人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凭借这样的纯粹形式,思辨理性便能够在知性对象以外构建起绝对的原因世界,或者说,一个自由的理念世界。理性思辨的目标不是现象、条件者和有限,而是绝对的源泉、无条件者和自由之在。     

论组织决策的理念和技术

现实中的决策失误多见,如何运用科学的决策理念和技术指导决策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组织决策的理念入手,从经济人假设的纯理论到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度的深入阐释和对比,以及对一般决策技术的研究,进行深刻的剖析,可对组织的群体决策、个人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研究

经济理性是一个具体运用理性化能力的过程,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它是一种有界理性。经济非理性与经济理性是一个相对立的范畴,它是集对经济理性研究范式修正、质疑与补充、辅助的概念性工具。从经济哲学层面分析,经济理性与经济非理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经济活动中,两者都不能偏废。     

有限理性背景之下的情绪功能

有限理性模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时间、资源和智力能量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限性,人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非常有限,通常在决策时,我们只能做到有限理性,难以达到完全理性的要求。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绪能够影响各方面的决策,通过背景情绪,与任务相关情绪和预期情绪三种途径在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适应能力对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要,因为人类社会必须应对种种复杂局面、未知环境、不确定性、价值和利益冲突;而所有人,包括决策者、政策研究者和专家都只具备有限理性。适应能力的基础是学习。依据学习的推动者(决策者或政策倡导者)和学习源(实践或实验)两个向度可区分出四类学习模式。通过考察中国农村医疗融资体制过去60年的演变历史,发现我们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能够利用各种形式的实践和实验进行学习和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此间高适应体制的中国模式逐渐成型,其活力来源于从不相信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哲学视阈中的有限政府——兼论有限政府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意义

在哲学的视阈中,可从自然权利论、人性论和有限理性论三个维度探究有限政府理念建构的学理基础。自然权利具有至上性,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和基础。要防止政府作恶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人兼有善恶两重性,国家权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恶,防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理性具有自身的限度,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不存在全知全能的政府。建构有限政府是突破中国政治现代化困境的出路所在。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有限理性政府试错式改革与满意实现

实现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平稳和发展即满意,需要政府的合理抉择;而政府的有限理性则决定了合理的政府抉择必须是一个基于解决问题,采取合适试错方式的改革过程。解决问题要求政府通过信息分析,准确诊断社会状况,提出事前能为社会接受的改革方案。合适试错式改革要求有限理性政府通过试错式改革平衡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动态要求,掌握改革主导权。就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而言,由于政府在试错式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时刻注意自己的抉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能比较满意地实现改革目标。     

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理性分为两种,一是工具理性,一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类在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下,借助科学、技术、知识等工具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价值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人类行为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那么紧密的观念崇尚和价值标准,强调动机的纯正、手段的恰当以及敬畏和自律等,难以完全用现有的知识系统加以实证的、有逻辑性的表述。试图对价值理性作工具性解释不成功,且不可能也无必要,甚至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同的价值理性能引导人们运用分析工具对同一种经济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形成不同的对策,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机制

在分析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对公民提起诉讼动力不足的因素进行分析表明,动力不足的内在结构缺陷表现为经济理性满足度缺乏、生态理性缺失和法律理性先天不足等方面。应着力开发公民公益诉讼动力。     

别有天地的田园牧歌——中西诗人自然观比较

本文拟在探讨中西诗人在田园诗中体现的自然观以及渗透的文化底蕴。自然是充满人性的存在 ,自然是理性的象征 ,并在神性的自然中实现人性与理性的统一。     

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性

经济人假设虽然受到许多批评,但却是经济研究应该坚持的正确方法。经济人假设的自利行为与大量事实基本相苻,同时也是完全正当的。针对经济人假设的形式化表达,西蒙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补充;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批评本身包含很大的问题。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路是降低对人的行为的要求,而提高对制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