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传统“化”之观念的哲学意蕴探究

文章从多个角度指明"化"之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化与道、化与易、化与神、化与教四对范畴的解析,指出"化"的独到内涵;区分出"作为过程的化"、"作为结果的化"以及"作为方式方法的化";重点强调"人作为化之存在"以及"人性可化"的理解方式;指明"化"之观念所具有的中国哲学意义。     

说服抵制的形成机理及其对定制化营销的启示

定制化营销模式正越来越受到企业的欢迎,其在旅游、金融、汽车、通信等行业取得广泛应用的同时,却存在用户粘性提升不明显、消费者对企业营销活动厌恶、抵制等问题。围绕定制化营销情境下消费者的说服抵制问题,分析激发消费者说服抵制行为形成的因素及内在机制,并提出提高定制化营销模式的三个关键点,即有效区分消费者偏好,简明地定制界面以及建立用户隐私保障机制。     

农民工的社会分层及其权利实现

基于农民工在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及个人意识方面的自身特点,造成其位居中国社会分层格局中的弱势序位,使其平等权利受损。在此前提下,由于中国社会在＂身份＂与＂契约＂之间的徘徊,而致其从内部催生了社会资源配置体系的偏颇建构,由此导致农民工平等权难以实现。为此,以科负国家义务为主,并辅以社会、农民工承担相应义务,进而改变各方主体行为的运行方向,不失为实现农民工平等权利的方略。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一个社会网的观点

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网理论的架构,合理的治理机制、社会结构是要在密网与疏网、结构洞与密封团体、耦合与脱耦、自组织与层级治理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以本土化的社会网视野来看,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是"差序格局"和"情境中心"的,"差序格局"中的"人情交换"将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加以平衡,它是拓展信任网络与取得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情境中心"则反映出中国人善于依情境不同动态变换圈子边界的特点,分圈里和圈外进行自组织与层级的组织运作。"熟人关系"(人情交换)、"圈子"和自组织的治理机制正是理解中国人组织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社会网分析可以为此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分析工具。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仪礼与交换——白马藏人葬礼中交换的文化诠释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平武县三个白马藏人村寨的田野调查,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展示出这样的一幅画卷。生活于藏彝走廊边缘的白马藏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计模式和文化内涵。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葬礼等情境中的礼物赠予和互助行为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遵照传统习惯,以食物作为最主要的礼物赠送他人,以彰显空间和物质的行为分类来区分社会性别等,不仅仅展现出人们之间深厚的情感,更加投射出白马藏人文化的深层涵义。笔者试图从生存需要和文化逻辑双重角度出发,诠释葬礼情境中白马藏人在食物、空间等方面的禁忌与隐喻,从而解读葬礼中的礼物、猪肉与羊肉的对立、村落与墓地的对立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属性。     

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兼业化行为趋向的效率分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本文探讨了中国传统农业农户经营的一个突出特征 ,即兼业化经营方式产生的动因及其演变 ,以及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的影响。探讨了在其他政策和经济社会条件共同作用下 ,兼业化的产生和深化 ,在这个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兼业化行为方式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长期延续之间的联系。     

群际冲突的社会心理实质、原因与对策探析

群际冲突指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个体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影响群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类别化、积极社会身份感的追求、相对被剥夺感、威胁与反威胁和不信任感。我们可以采用再类别化、交叉类别化、多元文化主义法、接触、合作与相互依存、减少威胁、运用规范使冲突去人格化和第三方干预等方法来减少群际冲突,改善群际关系。     

元整体观视野下躯体化本土成因探析

元整体的身体观是中国人对身体的基本认识,它强调在身体本原性和精神衍生性的基础上,又与其他个体、社会、自然联系在一起.个体可以通过这种无所不含的身体感知和体验他人、社会甚至天地,同时也能用身体表达对人与事物的感受.元整体身体观还塑造了“形神共治”的诊疗观与“情境指向”的行为心理模式.“形神共治”的诊疗观形成了精神能跟随身体一起治愈的观点,“情境指向”强调身体的共生性与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弱化自我感受,导致心理不适只能从关系或躯体上找原因.种种原因表明躯体化是中国人正常的表达方式,不应该被看成一种疾病.     

苏南文化变迁中人的社会行为取向新探

人的性格与社会行为是社会化或文化濡化的结果 ,因此文化变迁会引起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上的变化 ,同时从分析社会行为取向的特点及其演变出发来考察文化变迁是文化变迁研究中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本文正是通过对苏南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的研究来考察苏南文化变迁。在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中 ,家庭、权威和关系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本文分析了它们在苏南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对苏南地区的文化变迁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信任视角下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行为选择

留守儿童在社会支持体系中并非被动接受者,其行为选择具有自主性,而信任是影响其选择不同社会支持源的重要因素。特殊信任—普遍信任的二元分类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行为选择差异,但仍略显不足,需在先赋性—后生性关系划分的基础上,引入情感—理智因素对其信任模式及其求助行为进行细致分类与说明。依据不同信任程度,其信任类别可细化为天然信任、"自己人"信任、乡村道义信任、权威信任,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行为选择实际上是不同社会情景下情感与理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系原则下的税收制度困境及应对

对税收遵从行为解释中,传统的威慑型遵从理论过多地强调人理性自私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在社会情境中非理性的一面,以致无法解释一部分税收遵从行为的实践。源于西方社会实践的这些理论在中国本土实践中,其解释力有所减弱。对于社会取向的中国人,习惯于以其在情境中的利害关系与认识,去界定是遵从还是反抗：从关系原则的视角,结合税收遵从的理论与“嵌人性”理论,论述华人社会关系原则下税收制度困境及其应对。     

论俄罗斯刑法的犯罪本质之争及中国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源自苏俄刑法,而俄文的相应术语始终是"社会危险性",即"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опасность"。自从20世纪50年代该术语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普遍地理解成为"社会危害性",但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何者描述犯罪的本质更为准确,在苏俄刑法中曾存在争议。前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上,始终居于主流,其作为对犯罪本质的描述包含主观因素,更注重描述未来的动态;后者主要强调行为的客观损害,而不包含主观因素。据此应对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反思:必须甄别和区分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即犯罪本质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客观侵害的不同;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客观、主观要件的有机体而非简单的总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进行中国化改造。这既尊重了历史客观事实,也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危害性理论乃至犯罪构成体系。     

社会认同视域下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形成机制

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社会现象,是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劳动权益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普遍反应。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对千余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Bootstrapping算法,探讨了农民工在劳动场所偏差行为形成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雇佣歧视不仅直接导致农民工偏差行为的出现,而且还通过人际冲突间接引发一些负面行为;自我监控负向调节了雇佣歧视与人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在雇佣歧视与偏差行为之间显现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即雇佣歧视与自我监控的交互作用通过人际冲突对劳动场所偏差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农民工群体特点,应该从削弱雇佣歧视、改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监控能力等方面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以减少农民工劳动场所的偏差行为,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教师在压力情境下的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

本文研究以初中教师为被试对象 ,探讨教师在不同压力情境下其应对方式的特点以及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表明 ,教师的应对方式具有跨情境性 ,教师的应对方式和情境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主观支持对情绪宣泄和寻求支持 ,支持的利用度对积极评价、幻想和忍耐都有显著预测作用。     

试论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

清朝在保证国家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 ,对蒙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司法制度方面 :1.中央设理藩院审理蒙古人犯罪案件 ,表现出专制集权特点 ;2 .地方行政机关即审判机关 ,分蒙古为“外藩”、“内属”区别对待 ,表现出因地制宜特点 ;3 .在审断过程中 ,保留了“以罚代刑”、“入誓”等审判方式 ,表现出因俗制宜特点 ;4.针对蒙古地区的不同民族 ,设置不同的行政司法组织 ,表现出因族制宜及民族歧视特点 ;5 .注意协调蒙古律例与内地律例之间的关系 ,逐渐出现内地化倾向 ,表现出因时制宜特点     

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分析

在农民工维权研究方面,无论是"对策法学模式"还是"民工维权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是在正式的既定法律框架下来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就造成现有研究成果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农民工非正式维权行为的长期普遍存在.通过对"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法律分析可见,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运行于非法律的社会机制之中,正式法律的作用极其有限.而这种非正式利益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     

革命年代的心化美学——简论中国现代美学Ⅰ及其传统渊源

从长时段视野看,中国现代美学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转折点,分化出两个不同的美学时段,即中国现代美学Ⅰ和中国现代美学Ⅱ.中国现代美学Ⅰ是社会革命年代的美学理论,主要体现出心灵或精神因素的主导,具有心化美学特质,属于中国现代社会革命时段的审美认知与实践论美学.这种社会革命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属于一种从转变现存政治秩序的"小革命"最终走向改变现存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大革命",其深层资源却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固有的心化传统,而这种心化传统恰恰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革命的对象,由此形成革命资源与革命对象相同一的"吊诡".导源于以中国古代儒家为代表的心化传统的现代心化美学,宁愿为了艺术的审美认知价值与社会实践价值而悬置起实际的物质生活层面,从而集中供奉精神生活层面,并以"精神变物质"为深层美学信念.从希望中国出现"世界性大思想家"这一"李泽厚之盼",可集中见出这种心化传统在现代的强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