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批判与重构——从国资委到人民代表股东会

国资委的双重地位在法律上被赋予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作为政府监管机构,国资委行使的是公权力性质的监督权和管理权,可借助权力的"公"的性质强制性地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或者借助公权力颁布行政规章;同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人,国资委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使国有股东权利,这种权利虽然以"国家的代表"作为主体,但是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权利范畴,基于这种权利"私"的性质,国资委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于是国资委享有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难免,最终只会导致两种权利的扭曲.既然中国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存在国有股权的公司是营利法人,那么委托代理理论对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应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亦应当是正确的,即本质上国资委出资人制度设计并没有解决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出资人"缺位",问题.建立一个人民代表股东会组织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是国有资产监管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选择.人民代表股东会中的国资委代表只享有召集、主持人民代表股东会的程序性职权及委派国有企业监事的实体性职权.     

关于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与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相比 ,解决了出资人缺位问题 ,缩短了委托———代理关系层次 ,但仍未摆脱多级委托———代理关系 ,仍存在着三个级次。有代理就有代理风险和成本 ,代理层次越多 ,代理风险和成本就越大。因此 ,必须从建立健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入手 ,解决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中的代理风险和成本问题 ,以完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     

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发展、问题及规制

公建民营是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的主要方式。在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目标性偏离、功能性质不明、风险预判及防范不足、权益保护措施欠缺、国有资产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可以运用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基于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养老机构公建民营问题和实际操作。同时,应加强规制,引导非营利法人机构承接运营,明确公建民营后机构的公益属性和职能、风险防范措施、设施使用费的计算和收益属性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以保障各方权益,实现公办养老机构的改革预期。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通过对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特殊性的分析,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要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须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论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完善

出资人制度的设计,是<企业国有资产法>核心内容和创新点之一.但该制度设计也留下了诸多缺憾.<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全面实施和出资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要做好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与监管职责的分离与协调,调整好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与监管机构、国家出资企业的关系,推进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变革,逐步实现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统一.     

外国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符合各自社会发展需求的出资人机构模式。通过深入研究和总结,我们认为国外比较成熟的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机构模式大致有四种,分别是"政府部门直接出资型"模式、"法定机构出资型"模式、"政府控股企业出资型"模式和"政府委托社会企业出资型"模式,不同国家分别从各自国情出发,充分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和市场调节手段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管理、规模控制、保持多种出资人机构模式灵活并存,且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进行改进。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出资人缺位" 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以委托人身份把国有资产委托给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经营,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派出代理人,代理人在董事会上行使投票权来影响公司的行为.本文通过分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出资人缺位"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明确具体的国有资产出资人、选派合格的代理人及其权责利的统一和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的建立等对策性研究.     

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提高我国国有资产整体运营效率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开,要求企业产权主体明确。而建立三级出资人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可以有效遏制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出资人缺位或越位现象,以及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行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要以资本为纽带,按法人治理结构要求对国有企业实现产权管理,通过制度创新防止出资人越位或缺位,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加快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进程,以提高管理效益为核心的事业单位综合改革无疑也成为了影响国家宏观战略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存在运行成本高、委托人与代理人职能分工不清晰、产权关系模糊和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事业管理体制创新又面临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统一规划、缺乏支撑体制创新的配套措施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以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分析基点,从重塑制度创新主体、降低创新成本、完善委托—代理机制、明晰产权以及政策和制度供给等维度出发,提出了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对策。     

国有资产的监督与管理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务院、省、市(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建立,从组织结构上实现了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离。与此同时,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已成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当前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国有资产高效运营的阐述,提出了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的科学方法,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债权人参与下的公司治理均衡分析

债权人与股东一样通常是公司重要的出资人,也是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必然要与股东、经营者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并总在进行着相互的博弈。在动态情况下,委托—代理关系是在不断转化的,但转换的基础依然是代理成本、治理成本的大小,以及与由谁承担这些成本等契约问题。债权人与股东都是在权衡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前提下,选择参与公司治理的策略,并在这个机制下逐步趋于均衡。     

大型国企国有产权的“委托问题”

大型国企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具有特殊性,存在原始委托人虚置、行政性委托、多重委托等委托问题。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方向应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疏解大型国企国有产权的委托问题,可通过引进非国有投资者,确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的产权多元化目标,特别是转变观念,消除国企产权多元化必然导致私有化等认识误区,消除国资管理机构作为出资人与监管者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真正落实新36条的有关政策文件,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和规范国有产权流动的市场化平台,督促国有产权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流转,消除大型国企的不良资产和冗员以及三产和辅业剥离等历史负担,加快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等措施逐步实现。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实践的流弊与治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运用经济学领域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方法,通过阐释公共行政领域委托—代理的基本框架,针对社会救助制度管理中委托—代理链条复杂并且过长、救助双方信息不对称、双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等现状,深刻剖析了诸如“真假救助对象”博弈等逆向选择和中国式“福利依赖”等道德风险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规避策略.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化选择

以混合所有制改制为导向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拉开帷幕,能否真正实现出资人到位是关系到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剖析国企治理结构的现状入手,对强化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的重要性以及出资人到位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的途径,以期能找到遏制国有资产流失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突破口。     

掠夺性期刊治理路径新探

掠夺性期刊的泛滥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有效治理掠夺性期刊,已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看,作者付费出版破坏了作者—期刊—读者之间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制约机制,期刊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委托代理运行失灵,是掠夺性期刊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掠夺性期刊的关键在于实现期刊、作者、读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良性运行。具体路径包括:优化激励机制,促进利益整合;开放同行评审,增强代理过程透明度;共建黑白名单,完善市场监管;强化学术出版素养,提升委托人决策能力。     

否定之否定:国资委监管职能之未来回归

国家在国有企业之中具有三种职能,即国家的社会经济公共管理职能、国家所有权者监管职能以及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下的国资委是一个"具有监管职能的出资人"。《企业国有资产法》去除了国资委的监管职能,使之转变为一个"干净的出资人"。从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内在规律来考察,把国资委定位为出资人只是权宜之计。由于《企业国有资产法》设计的监管体系中缺乏专门的行政监管机构,导致难以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常态化监管。在未来,国资委应该定位为"干净的监管人"。国资委监管职能"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演化过程符合国家职能分离和国有资产监管的内在规律,国资委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其监管职能的回归。     

集团内控的委托代理分析

运用委托代理机制来规范股东与管理层的权责利关系是公司发展历史上的必然。现有的公司内部控制框架一般针对单个的法人企业;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集团核心是资本关系,因此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监控主要靠资本控制来实现。由于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具有规范性和示范性,其资本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控制问题。本文以控股公司的资本控制作为起点,浅谈企业集团内部控制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其相关制度设计。     

不同企业产权制度下的委托代理机制分析——兼谈公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缓解的根本途径

委托代理关系赖以建立的不同产权背景在委托代理理论中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大多数学者分析委托代理关系时。往往从既定的产权背景出发。当寻求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途径时,不同的产权背景更容易被忽视,因为在既定产权背景下委托代理理论更多地关注委托代理激励机制的设计。基于上述原因,从不同企业产权制度出发分析委托代理机制或许可以从根源上挖掘出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途径。为此,对以个体经济利益为代价的代理和以体制利益为代价的代理等概念做了试探性思考。     

委托代理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代理机制述评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 ,我国国有企业的各项权利集于政府一身 ,企业只不过是政府的生产车间。在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中 ,委托代理关系被弱化了。但是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 ,以及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开始显现出来。本文借助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评析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构建国有企业代理人激励约束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所有者缺位”现象必须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国家所有制,而不是“分级所有”。国家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首先遇到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如何在实现国有资产所有权中的定位问题,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所有权改革与产权改革的区别。十六大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前提是坚持国家所有,实质是产权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只是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从产权关系即管理权利关系上看,中央、地方的国资管理机构是独立的、平等的民事行为主体。建立国资委关键是要明确什么是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国资委使企业出资人代表由虚变实,政资分开得到了实现,进而使政企分开得以真正实现。国资委成立后,如何划分清楚国资委的出资人职责和企业经营权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理顺出资人和经营者的关系应当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