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文学视野的商人情感世界

在商贾文学研究中,商人的情感世界是研究的重要课题。透析影响商人情感世界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四民之末”的身份地位。二是经商盈利的逐利习性,三是离家漂泊的特殊生活方式。援引古代商贾文学经典中体现商人情感世界的实例．佐证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着干研究商人情感世界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明清时期区域文化与文学交叉中的特色研究——以区域商贾与文学互动研究为突破口

1980年代以来,明清两代的区域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憾,这就是对于明清文学的区域特色关注不够.明清时期区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研究要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口,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明清时期区域商贾与文学互动中的特色研究.     

结构·解构·重构——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学关系研究

儒家思想对商贾文学的历史影响至少体现在:儒家思想发展对商贾文学发展的衍射,儒家思想对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历史结构以及对文学作品中商人个人行为的影响等方面。商贾文学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商贾文学中对商业及商人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商贾文学中大肆渲染了利的地位和作用;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思想构建的传统义利观,商贾文学中对商人集团色欲膨胀的正面描写具有反抗和解构封建理学的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商贾文学与儒家思想互动视野中的理论重构,是建立在扬弃基础上的重构,而非一种对儒家思想的重述。     

论中国古代商贾小说中的诚信

诚信是举世公认的美德。中国古代商人从自己的生活和需要出发 ,对诚信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诚信是一种与“善”紧密相连的道德规范 ,是“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商品交换领域的延伸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诚信是一种市场竞争力 ,是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秘诀 ;从中国古代商人的生存状态来看 ,诚信是中国古代商人健康成长最需要的营养。     

中国古代远游文学及其文学史意义

远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中国远游文学发轫于先秦时期,在其后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文人士大夫对于远游的书写,从未断绝过。中国古代文人入仕动机推动下的游学、宦游等都是中国古代文人远游之行为表现,这些行为萌生了文人进行远游文学之创作灵感。根据萌发于中国古代文人远游情结的创作冲动,远游文学分为纪游文学、神游文学、仙游文学、梦游文学等四种类型。远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远游文学的出现,扩大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表现范围;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勃兴;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感,在中华民族情感悟导域内具有重要的引向价值。     

文化与文学——从重庆抗战文学的文化研究谈起

从文化视角去研究重庆抗战文学,是一个很有前途和意义的学术路子。其理论前提有二：一是辨清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层面去建构文化的一套概念系统,使之与文学和诸学科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二是处理好重庆抗战文学的区域性与全国性定位问题,主张在全国性意义上去进行研究。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当前文化语境中 ,由于文学内部、社会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变化状况 ,它的基本格局应该有新的体认 ,论者在文中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化语境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 ,结合到当前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影响态势 ,分析了我们文学研究面临的无根化和失语症的主要症候。最后 ,则是指出了我们为了摆脱困境而应该考虑的策略 ,坚持积极对话的立场也许是我们别无他途的选择     

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

地域文学研究领域中理论和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有待研讨。首先是地域的概念及其理解 ,地域是一个空间的、文化的概念 ,因此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形态 ,这是理解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基点 ;地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因而涉及到时间和传统 ;地域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 ,因此必定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或参照系 ;地域又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 ,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 ,而处于核心的、深层 (内在 )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在进行研究时 ,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上的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纠正了目前地域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其次 ,应进一步讨论地域的划分 ,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划既不相同 ,又密切相关 ,行政区划有时也可转化为文化区划。第三 ,地域与文学之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尤其是对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这里第一次提出“地域文学场”概念 ,对解决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有一些启示和帮助     

地域文学文化与地域性文学事功

文学功利主义在文学理论范畴一直是被否定的对象,但在文学文化建设,尤其是地域文化建设方面,文学功利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在社会事功的建构之中,文学功利性的讲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文学事功在社会意义上的展开,即形成了一个地域的文化建设的一定格局。一般而言,这种地域文化可以自然形成,但如果一定地域有一定的规划、奖励或其他措施有意形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文学事功的讲求在文学创作的理论方面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在社会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意义上则应另眼看待。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二十四史”《循吏》、《酷吏》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

传统的“二十四史”中有19史载有《循吏列传》,有10史给酷吏列传。循吏和酷吏(特别是循吏)具有十分明显的群体个性特点,即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博学多识、明于礼法,具有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等,而这几个方面正是中国古代监察官选任的基本条件。因而,循吏、酷吏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二十四史”中《循吏》、《酷吏》两列传涉及人物约350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通过君主亲授、吏部铨选、台府辟署,或官员荐举等形式位至台谏,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循吏、酷吏,特别是循吏参与台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皇权的稳固、吏治的清明,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从一起官民冲突化解看网络民意与和谐社会建设

通过对发生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杨家坳乡政府与下官阡村民的水源冲突事件的分析,认为这起网络化解官民冲突的事例,不仅反映了今天某些地区的官民关系,更突出反映了今天中国民众对政治文明的诉求和建立"机会均等,平等参与,自由讨论,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理想状态的渴望,同时也表明了新媒体显示出的巨大传播力量,网络传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阐述了互联网在这起剧烈冲突中影响事件发展的格局与走向,进而促成事件解决的巨大作用,分析了和谐社会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在网络传播作用下形成的三个特点.利用互联网及时快速和正确地解决重大突发事件,由此建立长期而有效的突发事件网上处理机制,正是中国社会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和公民社会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路径.     

论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关系

香港是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近代云南最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滇港经贸关系在清末即已发生。滇港大锡贸易是近代滇港贸易的主要内容。滇港贸易对近代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古代的雅俗文学关系论

“典雅”与“通俗”两种文学形式,是中外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这一现象,从而认为所谓“雅”与“俗”是互动关系,由俗到雅,由雅而俗是文学史流变规律     

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和谐的师生关系

培养和谐的师生关系既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前提和条件,又是教育质量改革的内容和任务。分析和谐师生关系的内涵及其基本要求,论述如何充分利用课堂这个有限的教学空间和时间培养和谐的师生关系。     

以德治吏的历史反思

中国古代吏治的显著特色是以德治吏。以德治吏在官吏的选拔、考绩和监察制度中均有典型表现 ,并在中国历史上取得过巨大的成功 ,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度盛世与以德治吏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古代以德治吏的范式和操作体系 ,在世界文官制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并对近现代世界文官制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古代以德治吏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 ,对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云南盐商、私盐与辑私关系探析

民国时期,云南存在着新、旧两类争利的盐商。这一时期云南省内私盐更是盛行,究其成因当与盐商的牟取暴利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辑私虽一直被政府所重视,然在官商勾结、商人与官兵勾结、商人与灶民的勾结下,名辑实保现象严重。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