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朱熹理治社会论

中国宋明社会与先秦汉唐社会是两个特征明显不同时期,宋明社会已经转向到"以理治国"为核心治国之道的"理治"社会时期。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以朱子理学为宗,完成了由礼乐政刑向德礼政刑治理路径的转变,创立了儒家学说的"道统"体系,描绘了"天下平"理治社会的理想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独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的理治社会论。     

试论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

<正>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本诸程朱理学,因此,以往论者认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完全是主观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这几乎已成定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确实本诸程朱,但却非此一源.如张载、王夫之的理论就对他的理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年)刊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前后,由于他接受了张载、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并加以消化、吸收和阐发,从而使他的理学思想具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渊源于程朱理学,具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落后性,然而由于曾国藩长期治政,治军的实践,和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又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其中不无值得重视的内容。今不揣谫陋,就曾氏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天命”问题。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     

审辨几微 心存至公——丘濬的理学精髓及其政教思想探析

作为理学名臣,丘濬崇敬朱子品格,认同朱子理学,并对理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还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在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为使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丘濬又研究和发展了古代理财思想,成为古代理财学说的集大成者。对于为君之道,丘濬强调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做到秉公为政和广开言路。这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他还主张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前者蕴含认祖归宗、凝聚人心的重要意义,后者体现为推崇儒学、礼敬圣贤、培育人才。概而言之,理学思想是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民本论与理财观则是重要基石,秉公为政与广开言路是其核心内容,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则是根本要求。这四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统一,共同构成了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思想精华可以凝练为"审辨几微,心存至公",这对于现代人的修身立业和治国理政不无参考与启发意义。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罗泽南理气观初探

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且在理气论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在理气先后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兼采二者之长的理气观。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气禀的差异,这就等于为理学施行教化功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论老子“治道”思想的三个维度

老子"治道"思想是传统治国理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从三个维度予以考察:一是本体论维度的"道治",老子强调按照道的方式去治理,重视"道治"的形上性、根本性、全面性和规律性;二是价值论维度的"善治",批评世俗价值和伦理礼制,主张在治国理政中贯彻"自然无为"的宗旨;三是境界论维度的"至治",描述了"知其文明,守其素朴"的理想社会形态,既有统治者自身权力的规范约束,也有民众的教化引导,从而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老子"治道"思想的三个维度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道治"凸显了治理的基础和根据,"善治"展示了治理的方式和策略,"至治"描画了治理的方向和蓝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冯梦龙四书学之理学意蕴解析

冯梦龙四书学活泼灵动,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不盲从,总体而言,受王学影响明显。在《四书指月》中,冯梦龙对理学的心性气情、理与欲、本体与工夫、经与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其治四书与治春秋学一样,都是为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晚明实学思想有一致之处。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蒙元帝王的儒释道观及其演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三家在治术思想上是有区别的。蒙元帝王们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对三家的认识逐步深入,儒释道观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了儒家治术思想的博大精深,最终形成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并把程朱理学上升为官学。作为对这种政策的强化。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胡锦涛治国理政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在总结以往治国理政经验和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党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鲜明地提出了治国理政的重大命题,并围绕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胡锦涛的治国理政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胡锦涛治国理政思想,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创新,为有效治理国家提供了行动指南。探究习近平与胡锦涛在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内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意蕴研究

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智慧和经世理政哲理,对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深入地学习,为其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为其治国理政思想把握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对传统文化的灵活运用,又为其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思想启迪.深入研究和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意蕴,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深悟透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     

曾国藩的修心工夫

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对心的省察涵养是理学工夫论的核心.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中坚人物,习理学首重修心.为求己心存而不放、定而勿动、安泰戒馁、守一无贰,曾国藩运用了居敬、主静、慎独、思诚四项功夫.     

试论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大多数的晚清传统士大夫仍希望能够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治国救国的良方。本文以刘锡鸿为例 ,从养民在官、息争讼与节刑律、讲礼教三个方面对其乡村社会治理理念进行分析。     

曾国藩: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

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为坐标,给曾国藩的思想做恰当的定位,是本文的基本特色。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借助船坚炮利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之时,潜心研究理学的曾国藩与魏源、徐继鱥相比,其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太平天国运动给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以回光反照的机会,而在此反照之中,它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新内容,于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联系20世纪中国思想史,凡是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无不推崇曾国藩;而一度对曾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国民党人,在其执掌政权而面临着巩固统治秩序的任务后,颂扬曾氏的著作便不绝于耳,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