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育政策调整与性别比问题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社会各界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针对用“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性别比问题”的观点 ,作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从安徽省性别比现状分析入手 ,提出了“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性’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 ,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的主要观点。剖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比的影响。提出了制定人口政策应坚持以人为本 ,加大物质奖励和政策推动的激励机制 ,着眼于营造崇尚女性的社会氛围 ,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可持续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人与社会及自然协调和谐的小康社会。     

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在为什么需要适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应恰如其分地认识它对减缓未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严重程度、增强未来家庭养老功能、促进未来广大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抑制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作用;在何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从多方面考虑以2015年后较为合适;在如何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最好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双轨制"。     

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要有新的思路

已有的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各项举措收效不大, 原因在于没有针对导致出生比升高的直接原因的有效施政。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直接主要原因, 在于农村分性别的生育政策, 特别是普遍推行的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规定。要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 必须取消分性别的生育政策规定, 主要是农村生男即止和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规定; 农村和城市逐步有计划地实施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四重意蕴及其增强路径

针对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表述,笔者从学理上分析生育政策包容性内涵,探究包容性生育政策的内在演化逻辑和如何针对性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包容性强调政策执行过程的包容性,具体意蕴为生育的数量形态、生育的结构分布、生育能力和权利、生育的支持环境进行包容。主要增强路径为政策上尊重多元选择、构建普惠式婴幼儿托育、婚姻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发展、保障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益。     

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异常偏高,并且表现出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造成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原因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外生原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标本兼治抓紧抓好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着力提高妇女地位;严格生育行为管理;调整生育政策弱化男性偏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是根本.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与应对决策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异常偏高,并且表现出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造成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原因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外生原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标本兼治:抓紧抓好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着力提高妇女地位;严格生育行为管理;调整生育政策弱化男性偏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是根本。     

我国生育现代化的变迁及其区域性量化研究

我国生育现代化过程经过曲折发展,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距离高级阶段越来越近。从阶段分布看,各省区的生育现代化指数越来越集中,影响各省指数变化的因素也从复杂变为单一,出生性别比成为各省区阶段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各省区之间的差异还非常明显,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率的影响。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与应对决策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异常偏高,并且表现出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造成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原因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外生原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标本兼治:抓紧抓好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着力提高妇女地位;严格生育行为管理;调整生育政策弱化男性偏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是根本.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进行分析,指出男孩偏好、B超的普及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造成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解决对策.鉴于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各政府部门必须携起手来,齐抓共管,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对滥用B超等技术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要严厉打击,以期使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早日恢复正常.     

客观认识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学界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从放开"单独"二孩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出台,把社会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度推向了高潮,成为热议话题,众说纷纭。总体上看,指责计划生育(主要针对一孩生育政策)的偏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应对人口婚育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国家和家庭应采取积极互动的办法,未雨绸缪,防止"少子化"倾向在我国蔓延。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政府何为:生育“性别偏好”的地区差异及其启示——以河北省定州市与湖北省大冶市为例

经过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多年正常的河北省定州市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湖北省大冶市两个典型地区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大冶地区农村育龄妇女生男孩的愿望更为强烈,更看重子女对父母的回报,家庭重大决策依赖丈夫的也较多,公婆对其生育决策有重要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定州地区,生育过程中的性别"男孩偏好"反倒不是那么明显。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公婆态度、所在地区"男孩偏好"氛围以及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作用的认知,都影响着生育的"性别偏好"。定州市在政府主导下长期坚持倡导婚俗变革、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宣传和社会实践,诠释了在弱化生育"男孩偏好"、创建新型婚育文化进而维护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方面,政府不仅可为,而且能为。     

中国和印度生育政策运行机制对比研究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都采取了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本国的人口实施控制,但是成效却大不相同。快速增长的人口将严重制约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如粮食、土地、环境、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生育政策运作机制的对比研究,发现两国在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制上存在的差异,探究印度计划生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寻求对人口生育控制的更为有效的政策实施机制。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效益测度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未来生育政策建议方案。以及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的预测和分析表明,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未来几十年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拉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     

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均衡制度观提出了研究制度变迁的新方法。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及环境关系、参与人因素博弈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这一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严重的非均衡。稳定不稳定的制度,这是现行生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文应用2000年人口普查等数据,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二孩晚育“软着陆”等不同政策方案下未来80年中国城乡人口、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女性婚龄人口短缺等进行了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人口总数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后平缓下降,其在今后80年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避免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等方面均优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     

小康社会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快,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以外,生育政策的宽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颁布并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地区正在制定计划生育法实施细则时,对民族地区宽松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应尽快列入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战略决策之中。本文就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可行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索。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