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寒士诗群文化心态的衍变

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歌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论述寒士的产生与概念的演变,并通过对各个时期代表性寒士诗文群的相互比较,突出作为封建衰世的嘉道时期寒士诗群生态、心态的特点。     

蒲松龄的寒士际遇与《聊斋志异》中的寒士画像

蒲松龄一生在科举中坎坷不遇,他终生都是一个寂寞失意的下层寒士。《聊斋志异》中描写失意寒士的精神创伤、落魄际遇和自我抚慰,以及他们对科举、对人世的幻灭感,都是作者的生活在小说中的投射。在这些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感伤意识,实际是一种时代与社会的特征。     

论宋代宗室的法律管理

通过考察宗室法令的制定、宗室的司法管理以及宗室的量罪处罚等具体内容,可知宋代宗室的法律地位明显优于一般士庶,其法律管理自成一套体系,所谓与常人同法的“宋代式”宗室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

北魏制定<议亲律>,赋予宗室阶层充分的法律特权,使其在审判程序、议罪范围和量刑标准方面备受优待.议亲的范围应是道武以来诸帝的有服宗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也包括出服疏宗.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通常采取偏担宗室的原则.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是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     

王府家人、宗室姻亲与明代宗藩犯罪

宗藩犯罪是有明中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笼统地说,它与分封制度的落后性分不开,具体而论,又与相关官员、亲郡王的贪贿、失职、管理不当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王府近侍、宗室姻亲长期与宗藩混在一起,他们的行为对宗室有很大影响,宗藩危害社会,既有他们的教唆,又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充当帮凶.     

宋代宗室教育及应试问题散论

宋代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资料,论述了宗室教育及应试的有关问题。宋王室为加强对子弟的教育,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和正规的教官制度,以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使宋代的宗室教育日趋完善而成熟;同时广开考选之门,使疏属宗室通过多种形式的考试获得差遣的机会。这两种措施的实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论明代宗室犯罪的察勘取证与议罪方式

明代宗室犯罪,有别于普通臣民的量刑定罚,不论是十恶重犯,还是一般的违法乱制,量罚一向强调重证据实,察勘取证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受遣官员到藩府可以“拘集人证,询察体审”.以勘明事实为基础的量罚,明初主要遵依祖训规条,直接由帝王判决.永乐以后,演变为宗亲权贵、文武群臣通过朝议、奏议方式初定处理意见,帝王最终定罚.     

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论明代宗室三个阶层的诗歌创作

明朝实行宗室分封制度,亲王、 郡王、 将军、 中尉,逐辈赐爵,且于六世孙起,皆封奉国中尉,故有明皇族皆有位号.而"宗室"一词,亦含天子为大宗之意,故帝王也可视为宗室之成员.所以,依爵位之尊卑、 待遇之厚薄,明宗室大致可分为帝王系、 亲郡王系、 将军中尉系等三个阶层.由于地位的悬殊,异层宗室的历史境遇、 人生遭际判若云泥.同样,他们所作的诗歌,在题材内容、 兴趣指向、主旨思想,甚至艺术手法上,都存在巨大差别.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既是深入了解明宗室文学的重要方面,也能全面地了解明宗室真实的历史境遇.     

寒士阶层的崛起与受挫——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处于士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在科举制的激励下,寒士阶层积极投身政治,但他们的现实政治处境却多是坎坷沉沦,这造成了唐代诗人普遍的缺失性体验。这种缺失性体验,成为唐诗创作的心玛动力,促成了唐诗创作的繁荣。     

论中国古代宗室人口增长的特殊性──兼评徐光启“生人之率”三十年翻一番的理论

宗室人口属于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它的增长规律与一般的民众人口的增长规律不同,因为宗室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且多妻数量巨大。与普通民众的生育相比,就是生育率极低,古代人早就注意到了宗室多妻对人口的影响。明代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朝宗室人口的研究,曾得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翻一番的结论。在这里徐光启忽视了宗室人口一夫多妻的特殊性,后来学者又在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时多次错误地将这个结论套用在普通人口的增长上。     

论东晋侨、土世族文化交流与音乐文化构建

东晋的宫廷音乐文化很不健全,宫廷娱乐音乐也不丰富,这与东晋朝廷在音乐文化构建中不积极吸收江南吴歌有很大关系.究其原因,一是中原士族优越的文化观念,二是南北语言的差异与隔阂影响了朝廷对江南吴歌的吸纳.     

论司马迁与儒、道、法之关系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赶上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余波,对他的影响很大。因此,要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必须首先研究先秦诸子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诸子的认识。     

论顾炎武读书、游历与治学之关系

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重要学者,受到时代风气与晚明出版业繁荣的影响,治学范围相当广泛。而其晚年的北游经历,则对其学术研究产生了促进和限制的双重作用,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黄宗羲相比,呈现出独有的特色。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台阁体作为明代官方文学的代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但台阁体的形成,却与明代仁、宣时的士风有密切联系,由此入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     

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

荆州是东晋王朝的“国之西门” ,荆州军被时人称为“西军”。桓氏世居荆楚 ,通过施恩泽惠 ,笼络“西人” ,“为荆土所附” ,桓氏家族的盛衰兴亡与其掌握的由西人组成的西军紧密相连① 。本文将缀合史料 ,探究东晋时期桓氏家族地位之变迁 ,以及桓氏笼络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成败之关系 ,并论及东晋兵制之概况。     

论语言交流与生活、文化形式变异之关系

语言交流与生活、文化形式的变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或潜在、或表象地对接受主体产生多层面的影响。中国古代语言、文化对日本文化、精神及生活史方面的影响即如此。这种影响 ,大多是以语言为载体实现的。语言和文化的纵向交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史 ;横向交流则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交流史。其交流的规律 ,总是像大河流水 ,由高处流向低处 ,从阶段性的先进流向阶段性的滞后。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 ,无论何时 ,我们对外来语言和文化都应该采取有选择的、积极的姿态     

萧瑟悲凉与清幽秀丽——论西晋与东晋山水诗美学风貌的差异及成因

本文将西晋山水诗与东晋山水诗相比较,指出西晋山水诗的基本风格是萧瑟悲凉,诗人内心充满孤独苦闷和彷徨忧虑之情,而东晋山水诗却表现出清幽秀丽的美学风貌和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趣。本文同时也从政治、经济、哲学等几个方面探求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魏晋风俗散论（之七、之八）

艺术之风：“传神阿堵”分外明（之七） 一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