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对抗战的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不抵抗、不交涉” ;“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媚日外交”到态度比较强硬、被迫抵抗的曲折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具有进步性。它不仅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也使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得以逐步实施。但是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不彻底的 ,仍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政整会与华北危机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为应对华北危机,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办理华北对日外交。政整会先后参与或主持处理的对日交涉有中日停战及善后谈判,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同时在战区的重建、内政的整理方面也做了一定工作。政整会是国民政府为求得对日局部妥协的产物,也随着这一作用的消失而撤消。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仍屹立东北达十个月之久。受日伪胁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孤立伪满。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封邮反而使日本“客邮”收入猛涨,中华邮政出现巨额亏损。在此困境中,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民众需求,与日本签订通邮协议,商办的“汇通转递局”产生,封邮转化为通邮。封邮与通邮政策的实施,是国民政府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无奈与妥协。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改变及其原因和影响

华北事变后 ,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政策的变化 ,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形成全国抗日局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使国民党对日终止妥协 ,走向抗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生群体的归国浪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面对着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新中国采取多种途径有力争取海外学子早日回国报效国家,掀起了海外留学生群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三波归国浪潮。1949-1951年为高潮阶段,1952-1954年是受阻阶段,1955-1956年为回暖阶段。归国后,这一群体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经济、文化、外交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丰功伟绩,在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史上书写了生动而绚丽的华章。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安置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妥善安置归国留学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方案,并设法接运海外留学生归国,积极为归国留学生推荐就业,使大部分登记合格之归国留学生都能得到较好的安置。在抗战建国需才孔亟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统筹安置归国留学生,既是现实需要,也是笼络人才为其服务的举措。国民政府对留学人才的保护和任用,其深远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可否认,在安置归国留学生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安置效果。     

浅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保持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独立指挥所属武装力量,按照各自政党所确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实施作战。两个战场在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相互配合的关系,这种相互配合,主要表现为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配合。然而,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有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有消极客观上的配合。     

国际投资协定中外汇转移条款研究

外汇转移条款目前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以欧盟为代表规定原则自由，同时附加例外条款，赋予东道国在经济危机时一定的政策选择空间；另一种是赋予投资者完全的自由转移的权利，以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为代表。但是在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为平衡不同国家的立场，规定了外汇转移例外。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主要表现在:拥蒋抗日、发动民众、联共抗日。这表明他的思想介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及共产党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之间,与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     

论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的文学评论及文艺思想——从北村透谷到高山樗牛

北村透谷和高山樗牛 ,是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文艺评论家的优秀代表 ,从他们身上可折射出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成长和中后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以北村透谷为代表的前期浪漫主义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 ,而以高山樗牛为代表的后期浪漫主义则带有“乐观主义”的成份。如果说北村透谷的创作和评论是日本浪漫主义的开启者的话 ,那么 ,高山樗牛则是日本浪漫主义承前启后的人。     

抗日战争与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

抗日战争的结局之一就是国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的力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到抗战结束时,形成了几乎“均衡”的政治格局。中间势力形成了代表自己政治意识和利益的政党,对平衡政治格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各阶层、阶级进行了重新的分化、组合并根据政党先进性这一深层次的标准选择了不同的阵营。这次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根本走向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降日本“天皇制否定论”论析

天皇制意识形态，既是日本官方的核心价值观，也一直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认可。但近代以降，日本社会各界也一直存在对天皇制进行质疑与批判的各种“天皇制否定论”。其主要观点有：自由民权运动中激进派的天皇制否定论；日本共产党的天皇制否定论；以井上清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天皇制否定论”；间接的“天皇制否定论”。“天皇制否定论”作为日本社会主流价值之外的“异端邪说”，充满理性与勇气，极其可贵。     

中共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屐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关系。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遭到了蒋介石的嫉恨,东调改编（实为缩编）于先,抗占中削弱消灭于后。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又把仅存的一些东北军部队全部投入内战战场。但是,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战场上,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帮助东北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使东北军实践了张学良将军的夙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困境与展望：对日民间索赔途径之思考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始终坚持了一条诉讼的道路,但如今,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其境外进行的诉讼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其中在日本的诉讼遭遇了日本最高法院败诉判例的重大障碍．在美国的诉讼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显得前路未卜,而在中国进行的诉讼则由于有限豁免主义的“双刃剑”效应而显得十分棘手。开辟诉讼以外的索赔途径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由国家代表受害者进行国际求偿,以及敦促日本国内进行赔偿立法,则是两种具有可行性的非诉讼索赔途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也正有待于诉讼与非诉讼索赔途径的协力运作。     

对日索赔研究述评

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中华民族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政府要求对日索赔是中国政府应有的权利,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中国政府的对日索赔。中国政府对日索赔虽然已经放弃,但是,将对日索赔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客观分析,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民间的索赔,更有利于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     

美国介入韩日岛屿争端的立场演变

战后美国将独岛(竹岛)交予驻韩美军管辖,随后支持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杜鲁门政府对独岛(竹岛)归属的立场变化是韩日岛屿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在韩日岛屿纠纷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掩盖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的立场;同时推动日本搁置争议,拉拢韩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从削弱日本、遏制苏联到防范中国,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威胁认知影响着它在独岛(竹岛)争议的倾向。奥巴马政府在表面"模糊"主权归属,同时加大对争端的调控力度,控制独岛纠纷对美日韩合作的阻碍作用。美国在独岛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引导韩日岛屿争端呈现降温趋势,降低了东北亚各国联合应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