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言志”与“载道”的关系

“言志”和“载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概念。有人曾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认为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可见,这两个概念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     

现代视野下的五四文学价值

五四文学是一种具有“现代型”价值的新文学，“现代型”价值是它的核心，“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文体大解放的文学是它的价值体现。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     

匕首寸铁,刺人尤透--评清初廖燕对小品文地位与意义的论述

明末社会张扬独立个性、强调主体意识,加之文人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叛,此时的小品文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生活情趣和很高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浓郁的反传统文学的异趣。风格的轻灵佻巧和内容上的脱离现实,使小品文受到清初学人的批评和轻视。廖燕一反时人对小品文的鄙视,不仅肯定了它特殊的艺术价值,而且从作用上把它与“载道”的古文相提并论,但又不把小品文视为传统古文那样的载道工具,而是把它看做批判现实、宣泄不平的武器,在理论和创作上为小品文的生存争得了一席之地。     

“文以载道”观的当代伦理价值探索

儒家文论注重“载道”,原因在于儒者希望在文论中传递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理念,并且过于看重文艺的政治功用,这即为“载道”观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同时表明儒者看重作品内容的充实性,追求人品和文品的统一,这些合理的内容对应对当前文学界出现的时尚化、商业化和庸俗化危机,引导当代文学朝健康、理性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词学困惑与词体美学特质的认识

词学困惑就是在词的写作与评赏过程中,所面对的“美女与爱情”和“言志与载道”这两极之间的一种张力。在对词体美学特质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一旦忽视了其中的一极,那么也就难以准确认识到这种特质;而恰恰只有在我们兼顾了两极的情况下,这种特质才得以被认识。     

文化散文发展的轮廓

文化散文“古已有之”。其创作有两种路数,与其用“载道”和“言志”分之,不如用“文化大品”和“文化小品”称之更为确切。本文立足于史的叙述,纵向论述了文化散文发展的轮廓,横向比较分析了鲁迅、余秋雨等文化散文的内蕴和特质     

《文心雕龙·宗经》的文理思想

从文献角度讲,五经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之源,作为“群言之祖”,五经的意义首先在于其对中国文化之道的承载,其次则在于载道的具体方式。通观《宗经》,刘勰以原道的逻辑理性统摄载道的价值理性,完成了中国道统向文统包括人文审美传统的理论转换,其理论集大成的贡献是空前的。     

语文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见,老师首先应传道,然后才授业、解惑,传道重于解惑授业。古人提倡“文人载道”、“文以明道”,可见,“文”与“道”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因此,中学语文教学原则更要把“文道统一原则”放在首位加以强调,也就是说,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应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应当不断地拓宽德育教育领域,丰富德育内容。这样,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各种优良道德品质的内化和形成,另一方面以可以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一种潜在的提高。　　1.散文陶冶　　人常…     

宋代画评中的艺术伦理思想及其生命蕴涵

宋代画评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画评家倡导的“胸中士气”和“心胸的涵养”是艺术心胸的成就,强调的是个体人格的建构,体现了自我生命的确认;立品和载道则是基于作品展开,在作品与创作者及天地宇宙关联中生发作品的价值意义;而“大其心”“观生意”“尽物性”“比德”等品评思想彰显的是天地之大德,凸显了宋代艺术伦理的大生命视域。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论中国散文诗问题形态的基本生成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抒情文学文体中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在五四自由诗运动时期受到很多作家和诗人的喜爱,迅速完成了散文诗文体由西方向中国的译介和被中国化的文体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2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散文诗进入自觉状态后的第一个高峰,涌现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还形成了比较粗略的艺术流派,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风格.偏重于散文的西方散文诗在中国被严重诗化,更偏重于诗.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论《四库全书·集部》的古代礼学文献

《四库全书》由经史子集四部组成,经史子三部并不缺乏礼制礼学文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指明,集部含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五等。我们通过研究可知,礼学文献在这五等类之中并不罕见,然其篇幅未必如其他三部之大。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论《春秋》学对尹洙文学创作的渗透

宋代的《春秋》学是经学中的"显学",由于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得《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尹洙"深于春秋",《春秋》学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本文将讨论《春秋》学影响尹洙文学创作的核心因素,其涵化《春秋》义法进行文学创作的表征,及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影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