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全真教龙门中兴与满清王朝的关系

全真教是宋金之际建立的新型宗教,蒙元朝时期受到政府的高度支持,一度达到了鼎盛。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全真教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衰落,出现了沉寂状态。明末清初,全真教龙门派出现了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高道——王常月,在其领导下对全真教进行了改革,使全真教一度出现了"中兴"局面。这与满清王朝的大力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元明全真教盛衰论

本文认为，元明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全真教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全真教从兴盛到衰落始终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及其文化诸种矛盾密切相关。其中，政治对全真教发展历史的影响尤为突出。元朝政府对全真教的支持同全真教与其合作一样，都具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而明朝对全真教的抑制和排斥，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二者在政治利益上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明代社会诸方面矛盾的缓和而消解，但其影响仍持续了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明代武当道教的兴盛，虽然与全真教有一定的关系，但同样由于上述原因，它没有给明代全真教造成转机．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财产观念

全真教自金初形成后,主要以乞食为生,蒙古进入中原后方转为耕作自给.但不论是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对财产的态度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金元时期,全真教轻财如土、以义取利、公而无私的财产观念基本贯穿于始终,这也是全真教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全真教形成的这些财产观念,并不是对世俗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具体而言,这些财产观念都和修道紧密相连,这就为全真教正确处理财产问题奠定了基础.     

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浸乎世风 染乎世情——全真教与元杂剧关系谈

本文从道家思想与全真教的关系切入,对元杂剧中关涉全真教的剧目进行了剖析,并据以历史事实指出： 元杂剧中的氤氲道气是全真教对元代社会巨大影响这一世风世情浸染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存在着终极意义层面上的审美超越倾向     

金元之际全真教道观的社会经济来源

金元之际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教徒众多,宫观遍布北方.从整体上说,全真教的道观经济主要是教徒自己创造的.但全真教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道观经济来源,无论宫观、土地、财物和劳动力,都有相当部分来自社会的施舍和援助.这些来源于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支援,对全真教道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探微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除了以许衡为代表的正统儒士集团外,在大都还存在一个“文统”儒士集团。这个“文统”儒士集团承袭金源文化而来,以元好问之弟子为主体,将元好问的“文统”观念奉为圭臬,有着对治道与辞章的双重追求。“文统”儒士集团多栖身于翰林国史院中,他们在大都交游、唱和,显示出许多与正统儒士集团不同的地方。“文统”儒士集团可以接纳来自南方的文学家,但对理学家则颇不以为然。这个“文统”儒士集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方学术文化北上的进程。     

全真教述略

金元时期,我国的道教形成两大教派.南方为正一教,中心在江西龙虎山,由张道陵后世子孙掌教;北方为全真教,中心在山东昆嵛山,由咸阳道士王重阳创教.元太祖时,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对全真教进行了修正改革,使全真教盛极一时.     

元代全真教《西游记》形成的文化背景——《西游记》创作史论纲之一

曾“西游”会见成吉思汗的元代全真教“掌教”丘处机去世后,由继任“掌教”主持,在北京彩绘《西游记》壁画,传播“老子化胡”论,导致“掌教”副手被捕。这是全真教小说《西游记》的“结胎”。在元代后来的佛道角力中,全真道士史志经在《玄风庆会图文》名下,形成全真教《西游记》初稿。它传入南方,获得文化沃土。在元代南方市井中,全真诗词汇编《鸣鹤余音》的流传;著名文人虞集为《西游记》另一种全真教草稿写序;道化剧和江南“书会”艺人对唐僧取经故事的改造;南北宗内丹理论的会流等,均展示了《西游记》形成与全真教关联甚密的侧面。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耶律楚材与孔门禅

“孔门禅”是三教融通历史潮流的结晶,是禅宗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耶律楚材是“孔门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和行为虽体现为出世和入世两端,但仍以佛学为指归。其“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禅法思想和阐扬行秀一系曾洞宗学说的禅诗集中体现了孔门禅的内涵。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大儒情怀的变异

中国历代大儒在建构其儒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并非完全执著于儒家人格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而是在人生进取中 ,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人生情怀的变异 :吸纳道家情怀和采取以佛济儒的方式 ,即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然潇散的人生形式和超然忘我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化出混同自然、任性无为、超然无累的生命态度 ,以及当这种坚持受到极大的阻碍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暂时放弃执著而用佛家的方式去继续这种人生努力。道家人生情怀与以佛济儒是中国古代大儒在人生进取受阻时所产生的人生反应和应急措施。从文化价值上看 ,历代大儒将道家情怀引入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实践 ,为执著入世的儒学士子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 ,改变了儒家人格理想上单向度的人格塑造 ,从而使儒家人格增加了实践上的经受挫折的力度 ;而大儒的以佛济儒的人生方式 ,则从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提供了各文化体系融合的仪范 ,显示出各种文化相参并济的社会价值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