鄄城县孙老家发现孙膑传影和孙氏族谱

孙膑故里经专家论证确定在山东省鄄城县孙老家后,最近又在孙老家发现了明万历年间的孙膑传影和清顺治年间的孙氏族谱.参加孙膑故里建设规划论证会的国内一批著名史学专家、考古专家、古建筑设计专家等六十余人,专程到孙老家进行实地考察,观看了孙氏家祠和新发现的孙膑传影与孙氏族谱.孙膑传影是在古旧的粗棉布上绘制的,布长2.2米,宽93公分,影高72公分,孙膑坐在四轮车上,神彩奕奕,长髯飘拂,掐指运算,气度非凡.像后配有远山近树,     

《袁氏族谱》有关“三袁”史料述略

最近发现的《袁氏族谱》最近,笔者读了一部公安《袁氏族谱》。这部《袁氏族谱》,是湖北公安县公安袁氏十七代孙袁策焕收藏的。全谱十八本,现存十六本。据谱中有关序言记载,最早是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年)袁嵩年(系“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同父异母弟袁安道次子)创修的,以后经过两次重修,最后一次是清咸丰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年)续修成。谱牒中对公安袁氏远祖的考证、迁徙、姓氏更易、祠规、     

孙膑故里新考

孙膑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祖孙武的军事思想,所著《孙膑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和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孙子兵法》一样被视为兵学经典。关于孙膑故里,历代都有史界方家考证,至今还未作出最后的定论。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更好地研究《孙膑兵法》,以求古为今用,有对孙膑故里进一步考证的必要。根据已经掌握的有关史料,笔者认为,孙膑是齐国廪丘人,他的故里就在廪丘。     

孙膑

孙膑,战国时期齐国鄄地人(今山东省鄄城县,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是我国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后世之孙。孙膑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主要功绩都在齐国,并且“以此明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孙膑兵法》也和春秋时期《孙武兵法》一样,受到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重视,但是这一兵书在长期流传中不幸遗失,故埋没多年。最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山东临沂出土大批先秦竹简,发现了失传多年的《孙膑兵     

阳明后学施仁生平事迹考

通过对明中晚期闽南名人、浙闽粤名宦施仁的故里、生卒年、功名、仕履、宦绩、求学、论道、讲学、交游、学派归属、著述、门人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我们发现，阳明后学施仁实则为龙溪县人，为姜宝高弟、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岁贡、地方名宦。施仁交游广泛，著述丰富，目前仅存其所撰谱序。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提出施仁是周瑛门人的观点出自何乔远《闽书》记载，实则未查阅施仁族谱，未考证黄仲昭、周瑛卒年所致。     

历史上的四月

正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1950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梅兰芳任院长。毛泽东主席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出土1972年4月4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大批《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     

新发现的郑樵历史资料——郑樵历史调查报告之二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得到八种莆田郑氏家谱与族谱。这八种郑氏家谱与族谱,分别零星记载了有关郑樵家世、生平、遗迹、遗物的一些资料,可以证实和补充郑樵研究的文献记载。这里,根据我们的调查,简略介绍各种族谱残钞本的内容,略评它们的史料价值,并着重介绍它们提供的关于郑樵编《灾漈宗谱》及其他方面颇有价值的记载。     

王安石家族四时礼仪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崇仁甘溪王氏九修族谱》为王安石家族的世系家谱,其中记载的有关于祭祀的礼仪包含了元旦仪、元夕仪、立春祭仪、冬至祭仪、墓祭仪、祀后土仪、生忌奠仪等七项按照四时进行祭祀的礼仪,与《礼记》和《仪礼》中对于祭祀礼仪的记载主要是王室家族祭祖及士卿大夫祭祖的礼仪相比在时节和祭祀内容上有诸多不同,王氏家族族谱中所记载的四时礼仪记录了当时宋朝的缙绅家族仪礼,与后来的朱熹所撰载的《朱子家礼》也有很多异同之处。     

古谢国故址应在今湖南江永

周宣王封申伯于谢而建立的谢国在何处,自来众说不一,没有定论。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界已认定谢国故址是在河南省南阳市,这是错误的。根据《诗经》中的《黍苗》《崧高》《甘棠》三篇及明代《永明周氏族谱》的记载,可以断定谢国故址是在湖南省江永县,其都城就是江永县的上甘棠村。     

《袁氏族谱》在湖北省公安县发现

公安三袁的族谱《袁氏族谱》,最近在公安县三袁故里孟溪村附近的夹竹园区农强乡蔡家塆村发现。从此,长期悬而未解的三袁家世已大白于世,“谱牒莫详”之说当不复存在。族谱为三袁侄儿袁嵩年于康熙癸丑(1673年)创修,今本为乾隆甲寅(1794)修撰、咸丰戊午(1858年)刊刻,18册线装,今存16册,版页8.5×6cm,版芯7.5×5.5cm,大字竖刻,页10行,行18字,有序言、诗文、行状、赞词。内容完备,与公安县志所载、民间所闻多所符合,它的发现为鄂籍作家研究提供了有关三袁及其家世的大量翔实资料,解决了江西元氏何以迁居江夏改姓为袁的原因,廓清了各本通行文学史对作家生卒年的歧说,奠定了全面正确评估公安派地位的坚实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三袁族谱》今仍藏于发现地、三袁十七世孙村民袁策焕家中,《族谱》天头空白部分已遭虫蛀,亟待重新装裱加以科学存放。     

《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考论

《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考论徐勇一、《孙膑兵法》的若干问题考述（一）《孙膑兵法》的著录、失传及重光于世《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不仅在齐国军事著作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而且在整个古代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兵家典籍。该书至汉代尚广为流传，在班固《汉书·艺文...     

孙过庭《书谱》研究文献述略

1．《书谱》书法艺术美妙，文字内容理论精深，在书法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2．唐代文献关于孙过庭《书谱》的论述文字简略，却因去孙氏较早，有较大价值。3．宋米芾《书史》最早记载《书谱》的收藏。姜夔《续书谱》“非吴郡指也”，戈守智对《书谱》作文字注释，包世臣全面研究《书谱》的书法艺术与文字内容，却不曾阐发其基本论点。4．解放以后，《书谱》研究由汇集资料、考证、注释走向艺术特点的分析和文字内容、理论体系，思想观点研究，专著和论文陆续问世。5．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提供了研究的参照对象，更有利于国内对孙过庭《书谱》研究的深入开展。     

类书探源

概述了关于类书起源的各种见解 ,从类书的内容性质、形式特征和史书中的记载入手 ,论证了类书创始于《皇览》一书。从文化渊源的视野着笔 ,论述了《左传》中断章取义引用《诗经》的作法 ,以及西汉刘向《说苑》、《新序》等书对类书产生的影响。又从曹丕的家庭环境、当时社会背景及曹丕登上帝位的需要等角度 ,论证了类书创始于曹丕时代的原因     

再论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

拙文《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对郭老的两个碎叶说提出了不同意见,论证了“只有碎叶水畔的碎叶城,根本没有焉耆碎叶城”。李从军同志《碎叶与李白生地》认为“这个焉耆碎叶不存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据他考证,“焉耆碎叶,早已有之。”作者用以支持其论点的唯一材料是《新唐书·地理志》中的一条:“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     

鄂西土司知多少

鄂西土司知多少杨小华古代在鄂西究竟设置了些什么土司？《明史·土司传》和《明史·地理志》说法不完全相同，《读史方舆纪要‘和各剿湖北通志‘记载也各不一样。近来整理’明实录‘中的鄂西资料，否结合和参照鄂西当地的专家们对族谱和口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就鄂西土司...     

徐福故里黄县说补证

笔者曾在《徐福故里赣榆说质疑》(载本刊1989年第二期)和《徐福故里黄县说新证》(载本刊1989年第四期)两文中,阐明了对秦方土徐福故里的见解,即:根据古籍记载,主张徐福为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徐乡人。并以黄县及其附近的古地名、古代黄县及其附近人民的生产生活方     

诸葛亮故里暨离阳都年代诸异说辨正

诸葛亮的故里,也就是他的出生地,本来不会发生问题,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得很明白:“诸葛亮,字孔明,琅玡阳都人也。”又同书《诸葛瑾传》:“诸葛瑾,字子瑜,琅玡阳都人也。”问题的出现在于琅玡郡、阳都县并省之后,阳都故地后代随着归属之州县发生变化而亦随他不定。编修地方志时,主其事者不明白叙述设置发生变化的因由,却各自拉名人入本县籍,这就是旧《沂水县志》及《临沂县志》均称阳都在本县境内,并于《人物》卷中都收入了《诸葛亮传》的缘故。解放以后,词书以及论文、专著中,于诸葛亮的     

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

利玛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在关于他的各种史料中,经常被认为权威可信的是利玛窦本人的回忆录,但刘明强先生提供的“存泽堂”《刘氏族谱》中发现,由刘承范撰写的《利玛窦传》,对有关利玛窦的一些记载或人事可能会具有更正的价值。     

《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地区路、堡记载辨误

《读史方舆纪要》系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名著,对后世裨益颇深,但由于篇幅宏大、流传曲折,传世本中仍有错漏之处。整理本《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记载便存在数量、名称前后矛盾以及错漏情况。究其原因,或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其二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通过相关史料的比对,可以发现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读史方舆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的记载与《读史方舆纪要》所总结的基本相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     

《龙门李氏宗谱》质疑

本文以李渔自述为依据,将《龙门李氏宗谱》有关李渔字号、出生地点、生年、子嗣、妻室、宗师等若干问题的记载与之比勘研究,指出两者不一之处,肯定《宗谱》的记载虽有所据,但不可能来源于第一手材料。进而推断《宗谱》增补李渔家族谱系的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三十八年,认为使用《宗谱》的材料必须持审慎态度。并结合《宗谱》记载和其它确证,考定李渔生于公元1611年,卒于公元16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