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概念与文化权力

本文选择了一直难有定论的"意境"概念界定问题为考察对象,对"意境"的解说是在20世纪以后才真正成为一个学术问题的,在"意境"概念界定问题上的争论本身源于现代学术场域内的权力斗争,这种概念狂热不但偏离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论述思路,而且根本不可能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

"权力"是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不同,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不是建立在无政府状态的"均势"基础上,而是以相互依赖为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既包括了"硬权力",也包括了"软权力";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揭示了"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是对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重要补充。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从时空相对性看"经济人"假设的变迁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抽象掉了人的其他属性,只研究人的“经济人”属性。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演变。随着“经济人”假设的变迁,其条件和边界不断地被修正、补充和重新界定,已由“传统经济人”演变成“新经济人”。在其变迁过程中,“经济人”始终是适应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从某一层面、抽象地分析一定经济现实背景下人的本性及其活动,是时空相对的。正是“经济人”假设的这种时空相对性,才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惑,推动着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从经济人范式到公共选择理论--评布坎南互动统一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布坎南以经济人范式为理论起点,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中,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深入分析西方社会的各种经济与政治事实,在经济与政治双向互动的重构中,把原来孤立的、没有在一个更大框架内探讨的经济与政治的共同问题联系起来,使二者走向融合、统一;并论证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揭示出政治决策过程及结果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使人们意识到制度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宪法经济学的思想基础.     

从权力到权利:解读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研究简单肤浅、难以深入,没有全面揭示两者关系的真正内涵.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法学研究视宪法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而不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现.从宪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中把握宪法的最高性,进而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特质,是解读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必由之路.     

"经济人"假说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说,至今已历时二百余年,期间“经济人”假说不断发展,逐渐由“传统经济人”演变为“新经济人”。“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理论共同支撑着经济学大厦的发展。本文在对“经济人”假说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其演变,进一步阐明“经济人”假说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的“时势权力”

“势”是中国语境之中非常特殊的概念,然而它却是中国人看世界与想问题的基本方式。从政治到伦理、从时间到空间都与“势”有着关联。将“势”这个概念引入社会工作是为了厚实宏观议题的洞察力,以促进宏观层面的改变,因为“势”暗示了“顺势而为”的可能性,这要求社会工作去争取“时势权力”。     

从“星系”到“宇宙”——谢林哲学中的历史概念及其转变

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建构总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笼统来看,体系的建构方式与历史的言说方式总是相互关联在一起,但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具体发展中,尤其以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建构主义者,则对于历史有着不同的构造方式,尤其是谢林的历史哲学的演变并不完全为人所知。总的来看,在其早期的“同一哲学”中,谢林通过以开普勒的星系模型为蓝本,建构了一种思辨同一性的体系,在其中,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就如椭圆轨道的两个焦点一样构成了这个体系的两个极点,而历史哲学本身仅仅属于先验哲学这个极点。在这个体系里,历史本身由于体系结构被“去历史化”了。这种“去历史化”的代价是自由无法得到真正言说,这就导致了谢林在晚期向言说“宇宙”的历史性哲学的过渡,而这一过渡的内在要求正是自由。     

政府权力资源的经济伦理价值及其建设

本文提出政府权力资源效益的概念,并从政府本身、社会发展、经济转型、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参与国际竞争等五个方面对政府权力资源效益进行了经济伦理价值分析。政府权力资源效益的实现,依赖于政府伦理建设,针对政府伦理建设的具体途径提出了建议。     

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法律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缺席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观念的,也有体制的.观念的原因主要有国家主义法律观、强制主义法律观和管理主义法律观的负面影响;体制的原因则指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特别是由有关政府部门起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案)的弊病.权力的缺席是导致权力失约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为权力缺席使控权对象缺失,使权力制约失去了规范依凭,同时也使权力在法外推定有了"必要"和可能.而权力一旦在法外能够推定,则意味着权力扩张和权力失约成为必然.为此,作者提出要真正控权,就必须注重公法建设的主张.公法倘要克服权力缺席现象,需强调控权的立法宗旨、确权的立法内容、护权的立法技术和越权的法律责任.     

明治维新“革命”论——权力的“起点”与普遍化的手段

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已逾百年,但始终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在简单梳理日本国内有关明治维新性质的研究基础上,从权力的“起点”与普遍化的手段这一视角入手,重新分析明治维新的“革命性”,并尝试从近代日本的权力原理中,去探求国民未能成为实质性主权者的真正原因.     

美国“货币权力”的经济学考察

美国货币权力不只是一个法律范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学范畴,美国货币权力的形成、模式选择与机制塑造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充分反映了美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和联邦与地方经济权力的配置过程。美国货币权力的扩张,一方面是从实体经济的价值衡量与信用功能延伸到虚拟经济中的交易与获利功能;另一方面,美国货币权力跨越国境成为影响他国经济、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无形之手。     

基于权力的价格形成机理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典经济理论开始,供需均衡就成为价格理论核心内容.均衡分析成为研究价格问题的主要理论工具.但均衡理论严格的假设条件使理论严重脱离了现实.导致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信息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虽然都对价格理论做了重新的阐释,但仍没有揭示价格形成的本质.物的均衡仅是交易关系的一种表面现象,权力才是这种表象后面物的均衡的根本决定因素,均衡理论的价格说明的是物与物的关系,而事实上,价格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价格的决定不仅仅是商品供需量,还包括其他影响因素,其中,交易双方的权力在价格确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价格不是供需双方商品量的均衡解,而是各行为主体权力博弈的均衡解.     

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从权力结构均衡考察

政治认同本质上是要确立一种以支配为目的不平等关系以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然而在形式上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制度和治理绩效来强化政治权力客体的平等感受,但其作用发挥必须基于社会权力资源的公平配置,这一要求使得政治认同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有效建构.     

经济权力视角下的外部性问题

在经济权力的视角下分析与阐述外部性问题,可以发现外部性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主体权力的实施问题,外部性决策者的权力与责任的对称可以实现最优的经济状态,经济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对称性 r可以解决外部性引发的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经济主体权力对等可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法理学视野中的反垄断法——从社会权力的角度理解反垄断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经过立法机关和政府实务部门、学术界等共同努力,在多年的准备、论证、规划后已进入实质阶段,法律文本出台在即。然而,对市场经济中反垄断重要性的认识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为此,我们需要在制度落实的同时克服观念的滞后,从另一个层面和角度,即法理学层面和社会权力的角度理解反垄断的合理性,以弥补法理学范式研究的不足,深化社会对于反垄断的认识。     

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基本态势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进程。当前,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态势:首先,亚太地区出现了经济和安全主导权分离的迹象,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各领风骚的权力架构呼之欲出;其次,由于"崛起国"满足于既有国际秩序且"主导国"接纳"崛起国",因而,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将以和平方式进行;最后,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与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建设平行推进。     

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源

公共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此命题应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公权与腐败的“姻缘”关系;二是公权本身的变异性。在公权存在的条件下,腐败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条规律。减少公权,应成为目前我国防腐反腐的首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