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学研究视角下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有关北京史的学术史回顾和理论探讨,集中在文化史、城市史、区域史、社会史的范畴。与之相比,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则较少被纳入学术史讨论的范畴。在传统区域史研究视角下,其主要以通论性研究为主,涉及北京民族融合的历史、民族文化、民俗、饮食、医学等方面。满学作为专门之学,探讨了清代八旗制度与北京、满语文与北京话、北京地区多语种文献、清代京师文化与当代京味文化等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时代的满学研究应更好地关注首都,关注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首都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挖掘丰富的多民族融合因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论坛(2023)聚焦“推动满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主题,展现了满学领域对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史学上的早期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先秦文献中保存着有关古代民族的活动及民族之间交往的记录,也保存着当时人们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史学家对民族和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不仅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著作,而且把古代的民族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     

金代宗室的礼仪行为方式与民族融合趋势

金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高峰期之一。由于受到汉民族文化的熏陶,特别是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金朝仿照中原王朝设立了各项典章制度,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尤其重视礼仪文化。在此过程中,代表皇家威仪的金朝宗室的礼仪行为方式的转变最具有典型性,宗室的衣食住行处处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女真民族习俗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长白山:中国古代民族人口交融的锋面地区

长白山地区是历史上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接触地带,华夏族系、秽貊族系、肃慎族系、东胡族系之间碰撞、交流和融合,使其成为中国东北民族活动的重要舞台。就锋面作用的主体而言,不同族系之间、族系内部之间都有交融的过程和事实,其交融的过程体现出极为明显的历史连续性。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汉代"少吏"是汉代官僚结构中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享有的社会待遇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增俸及休假等内容。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升迁制度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与平衡机制,从而为汉代少吏创造出一种优质的生活形态和仕宦秩序。作为反馈,汉代少吏大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了切实的国家治理。     

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论跨文化交往中的非语言沟通

交流不是依靠单一的语言渠道进行的,体语、时间、空间等非语言要素在交流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存在着语言、文化差异的跨民族交往中,体语、时间、空间不仅扮演着构成性的角色,而且还发挥着重要的功用。本文对跨文化的民族交往中一些重要的非语言因素———形体语言、交往空间和时间进行了分析。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

汉代游侠歌谣产生于侠风炽盛的背景中,真实而且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游侠存在的种种情况,开启了后世文人的游侠诗创作,是认识游侠诗发生发展的珍贵资料。     

汉代谣谚与官吏品评

汉代谣谚以人物品评谣谚突出,但就人物身份而言实以官吏为主体。谣谚与官吏对应关系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东汉"举谣言"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是儒家诗教发展的结果。汉儒将风谣从"民心"到直指"天心"的提升,使风谣与吏事在阴阳五行体系内相对应,从而建立了谣谚与官员考评的关系,完成了谣谚于国家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构建。这也是东汉将"观采风谣"提升成"举谣言"制度的思想基础。谣谚在汉代官吏考评任免中发挥的效用,使汉代社会对谣谚有着特别的重视与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汉代谣谚以官吏品评为主的文学面貌。而官吏品评对事功治绩述写的要求、对传播与交际功能的需要则是汉代谣谚叙事特征突出、七言句式大量出现与程式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

随着西晋政权的崩溃,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现象,出现十六国纷争的局面.十六国时期的前期,北方社会的民族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共处的发展过程,其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取胡汉杂糅方针和胡汉分治的政策.     

论汉代的女性教育

汉代的女性教育以德育为主,辅之以技能和经学、史学教育.以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为主要模式.汉代女性教育受礼法影响,又对汉代的礼法形成冲击.她们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汉代女性的身体形态与疾病

关于汉代女性的身体形态和疾病状况学界注意不多,本文拟在文献和考古资料基础上对此进行初步描述,以期丰富对汉代女性的全面了解.     

汉代官员的休假与退休制度

官员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和年老退休 ,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员所享受的基本福利待遇和国家对官员的一项管理制度 ,这两项制度的正式形成和普遍推广实行 ,始于汉代。正是这两项制度的普遍推行 ,才从人事管理制度方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蓬勃发展。     

从蒙古族法典论蒙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明代蒙古族诸部之间长期混战、经济困顿、民生凋敝,蒙古族与藏族之间的交流也较少,明末黄教传入蒙古各部之后,蒙古族与藏族的交往交流急遽增加。黄教传入到土默特部时,法典成为民族交流的重要手段,法律在发挥其工具价值的同时,黄教的内容融入到蒙古族法典之中,同时黄教也积极吸收蒙古族的本土文化,体现了法律规范上的民族交融。随后黄教先后传播到喀尔喀部、卫拉特部等,经历了从社会组织上的民族交融到法律文化上民族交融的发展。从法律规范的交融到社会组织的交融,再到法律文化上的交融,这是明末清初蒙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路径。     

骚体赋与汉代文人精神的流变

人们一向把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殊不知骚体赋是文人抒发真情的作品,与先秦时期相比,骚体赋中更多体现出汉代文人的个性,更多地抒发仕途不遇的身世感慨和对个体命运的忧虑之情,在思想上表现为儒道思想的调适与互渗.骚体赋只是在形式上模拟楚辞,在精神上却没有继承屈原的独立品格与对理想的执著精神,从而造成汉代文人精神世界的萎缩与孱弱,这里有时代条件的原因,也有文人自身的因素.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