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儒学的层面剖析与重建途径─—论杜维明先生的儒学观

儒学的层面剖析与重建途径─—论杜维明先生的儒学观柴文华，李秀云当代人类意识的流向呈现出世界性和民族性平行或交叉演进的态势。杜维明先生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互激荡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懦学进行了现代解释学的意义转换，使他成为颇负声望的新儒学发展过程...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以牟宗三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新儒学核心关切是要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初就是从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当代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既要开出科学,又要让科学受到价值理想的指引。牟宗三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新儒家认为,从人有限而无限的本质规定中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的三种关系,由此证成生态伦理,技术困境亦可从中得到启示。从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开始,其科技伦理思想更加自觉并走向深入。     

论多元文化与儒学超越

本文认为对儒学既不能采取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实行打倒一切的否定主义与无用主义。应当对儒学进行科学地分析，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建立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的文化体系     

试论白诗朗的儒耶对话思想

作为始终致力于儒学研究的美国波士顿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白诗朗从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儒学与基督教对话(儒耶对话)抱积极肯定态度,深入分析了儒耶对话的可能性,探讨了儒耶对话的途径和意义。白诗朗儒耶对话的思想对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推进儒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的前景——新的综合

郭齐勇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上撰文,就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时下海内外学术界提出的“儒学复兴。说、“彻底重建”说和“西体中用”说提出异议,提出了他的“新的综合”说。郭文认为,主张“儒学复兴”说的海外华裔学者关于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的论断,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特殊价值的发掘,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儒学复兴”说至少有四点谬误:第一,把多元的、多民族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上层和民间的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第二,在造成东亚五地区经济起飞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复杂原因中过于强调了文化因素并把它等同于儒家伦理;第三,贬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     

现代新儒学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构

现代新儒学面向现代社会生活,回应如何沟通科学与哲学、智性与德性的问题,援引西方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心性之学,成为重构理想人格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学者多以"知识分子"来对接"士"、读书人,发挥"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得以身载道的君子传统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点。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述有不充分之处,却在拓展儒学价值领域的同时,对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的没落

文章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初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一曾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学术思想发展本身来看,它没有促进儒学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儒学的没落。这集中表现在汉代儒生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政治品格的堕落;放弃学术的探讨,以通经致仕为追求的目标;以及抛弃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而掀起了新的神学浊流。     

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笔谈)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 ,其中 ,有两种于 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期我们特邀了我国著名的新儒学研究专家郭齐勇先生、郑家栋先生、颜炳罡先生、李翔海先生和姚才刚博士、王国有博士 ,对我国近年来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视域对当代新儒学加以定位 ,给予前瞻 ,在新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有的学者认为 ,现代新儒学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 ,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 ,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 ;另有学者则认为新儒学没有真正找到重新切入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途径 ,儒学只能够作为“游魂”走入新世纪 ;还有的学者从抽象的文化观念、脆弱的理论前提、虚假的问题意识、消极的实践意义几个方面探讨新儒学的缺陷。这些争论很难完全达成共识 ,但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孔子儒学文化初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现代化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同传统的思想文化发生冲突。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地妨碍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史官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老、孔、墨、法等百家争鸣,使中国文化空前繁荣。西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宗。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始终与儒家并驾齐驱,相反相.成;佛学的输入、兴盛更使中国文化重添光彩。经过长期的融合,最终形成以儒学为主流,儒道佛互补的…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武则天执政时期对儒学的吸收利用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她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对传统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有效地吸收利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正名分,取得登上皇位的合法身份。其二是制礼作乐,鼓吹君权神授。其三是自制《臣轨》,宣传儒家的忠君思想,不断强化武周的皇权统治。其四是重用具有儒家思想的文武大臣,使他们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

哲学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的探讨中形成了基本共识 :即融会“中西马”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因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与中国儒学关系的现状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曾经就某些具体内容或方面产生过碰撞、比较、对峙、融通的话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后半叶 ,这种对话从背景、前提、方法到预设的结果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 ,研究背景的变化就是功能论的被悬置与学理论的确立 ,即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过渡到了学术的争论。研究思路与方法则显示出两大特点 :前提假设与话语膨胀。应当说 ,这些问题都关涉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儒学本身的发展。     

敬、礼、完美与现代政治哲学

对于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来说,敬、礼和完美这三个相连成系的概念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作为挑战,是因为批评家们认为这些思想应为儒家政治思想过去的失败与现在的不相关性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些概念能够通过面对挑战并对批评家们的批评进行回应的方式来理解,那么,这将给儒学提供一个机会,使之在世界政治哲学的对话中作出重大的贡献。文章通过对陈素芬和墨子刻的批评的回应,以面对这种挑战并试图寻找存在的机遇。这两位思想家都不承认那种一般认为是能够表现儒家政治思想特色的完美主义。但是,这两个人同时被吸引到一种能够使人坚定向前的态度,这种态度有时被他们称为“信仰”。文章认为,人们可以在一种开放的、易谬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儒学对完美的承诺,完美的这层含义可以构成敬的观念的基础,而敬正好符合两位批评者所感受到的对某种“信仰”的需要。完美和敬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儒学十分敏锐地坚持把礼作为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     

略论马一浮以禅宗自性观念会通三教

中国文化的发展由三教分立的斗争局面走向三教合一的统一局面,形成了中国文化义理一元、价值多元的新传统。马一浮在解决三教的关系问题时继承了这一新传统,他把禅宗的自性观念与儒家的性德观念等视齐观,认为三教统一在于同一自性为立教的出发点,三教之异在人不在理,就人而言,觉悟自性,则三教为同,不悟自性,则三教为异。而马一浮所谓的自性不是别的,即是人生当下的精神活动。     

日本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王家骅同志的《日中儒学的比较》

中日两国都地处东亚,同属于儒教文化圈,儒教对中日两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过和继续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日本能够捷足先登,中国却落在了后面?这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要想真正搞清这个问题,对中日儒学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这是摆在中日两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共同课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还没有出现对中日儒学进行系统比较的专著。在中国学术界没有深厚的积累、原始材料和参考文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