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以牟宗三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新儒学核心关切是要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初就是从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当代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既要开出科学,又要让科学受到价值理想的指引。牟宗三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新儒家认为,从人有限而无限的本质规定中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的三种关系,由此证成生态伦理,技术困境亦可从中得到启示。从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开始,其科技伦理思想更加自觉并走向深入。     

有关港台新儒家价值评判的几个问题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主要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元素。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应该考虑两个维度:一是理论维度,二是实践维度;应该考虑两个背景:一是横向的中国背景,二是纵向的儒学发展背景;应当运用比较方法探讨其内部的同异,从而把握他们共同的旨趣以及各自的独特性;还需要关注两个敏感问题:一是他们的政治倾向问题,二是他们的文化目标问题。     

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与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

三十年代围绕<现代>杂志而形成的,以戴望舒为领袖和代表的"现代"诗派的诗歌创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划分为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风;以施蛰存为代表的"意象诗"派诗风;以徐迟、路易士、陈江帆等为代表的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趋于"知性化"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等诗派有关的诗风三大块.其中的第三种诗风素为理论界所有意无意忽视.它表征了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中国现代都市诗拓展了中国新诗一个新颖广阔的题材表现领域,弥补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没有都会诗人"的缺憾,它与"新感觉派"小说一道,加快了"城市文学"追赶"乡土文学"的脚步,并对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新儒学研究三题

一、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 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 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 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 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 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宋明儒家所面临 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 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 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 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在古今中西之间:论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的理论自觉

现代新儒家在建构其人生境界理论体系过程中表现出多重理论自觉.传统自觉,使他们注重对传统儒学人生境界思想的阐发,并视其为儒家人生哲学之重心,以使古今相续;时代自觉,使他们依据现代学术理念,以明晰化、体系化的言说形式与理论架构赋予传统儒家人生哲学现代学术形态,从而名实俱彰;方法论自觉,使他们以开放心态主动援引西方哲学理论资源和方法,对儒家传统人生哲学予以多向拓展和论证,以求中西兼容.在其理论创获之余犹见缺失.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梁漱溟的"仁"者意境

现代新儒家先驱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柏格森生命哲学可以用来诠释孔子的精神生活.他结合了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来重新阐释儒家生活的基本要旨和特征,以不计量、非理智、直觉的方式来解释"仁",赋予给"仁"特殊的含义,并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和生活实践来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儒家"仁"的生活意境和生活态度.     

《论语》之“耻”范畴研究

《论语》有许多孔子关于"耻"范畴的论述,这部分内容在儒家"耻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明显,经过历代的道德实践,甚至已经内化为民族心理的精神源泉。作为注重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典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充满了儒学禀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荣辱观教育都十分必要。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形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内涵和最鲜明特色,也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有学者将时下风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纳入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史,认为它是以1971年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为肇端,即将进入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为标志的崭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直接相关"或"间接关联",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与毛泽东的文化观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与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一个少有人关注的饶有兴味的话题。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的文化观有着根本不同,前者绝大多数代表人物的文化观都是精神决定论的,而毛泽东则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并且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今中外法"成为张岱年、方克立所倡导的"综合创新论"的思想类源。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任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新使命、新任务。"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努力成为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每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最高学术追求和价值所在。     

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发展对策思考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和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一经提出,就受到了世人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者,后续的政策和措施在不断地出台。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和最早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城市,在这一国家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其中,为澳门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试论白诗朗的儒耶对话思想

作为始终致力于儒学研究的美国波士顿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白诗朗从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儒学与基督教对话(儒耶对话)抱积极肯定态度,深入分析了儒耶对话的可能性,探讨了儒耶对话的途径和意义。白诗朗儒耶对话的思想对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推进儒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