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

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因俗而治"上。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肇端于两汉时期.这一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重视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以为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出神意解说;其二是通过构建历史王朝统系,以确立史学上的正统主义;其三是通过"摒秦"与"宣汉",来否定秦朝的历史统绪,确定汉朝的历史地位.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史论·论史·论论史——中国史学上“论”之指向的几次变化及其启示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南朝萧统所编《文选》,其中以"史论"标目而选辑有关史家所撰史论文字,当是较早提出"史论"这一概念者。宋代学人扩大了"史论"的范围,同时又提出"论史"的概念并加以运用。至清人浦起龙注释《史通》一书时,明确地区分"史论"与"论史"各有所指,进而提出"论论史"的概念。其间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充分表明中国古代学人对于"论"的理解、兴趣和广泛运用。这一优良传统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值得重视。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唐修正史探析

对于唐修正史问题的考察,应回到历史"现场",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整体性观照,进而从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中探寻唐初史学演进的脉络。唐初政治家、史学家以政治性需求与学术性考量二重性原则为指导,历时30年先后撰成八部正史。从八部正史成书的时间与撰修的过程来看,唐初正史编纂的演进有着内在的逻辑。在运用纪传体撰写断代史已成为修史范式的背景下,唐初当权者对李延寿《南史》与《北史》的成就与地位,采取包容与肯定的态度,从而使唐初正史的编纂兼具断代与会通两种不同风格。在史书性质上,唐初所修八部正史可以分为官修正史和私修正史两大类型。从二十四史成书的历程来看,唐初正史的编纂处于私修向官修的范式转型期。     

社科院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又有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院重点课题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继《夏商社会生活史》和《元代社会生活史》之后,今年又出版了另外三卷:《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朱大渭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李斌诚等著)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台美勾连注定失败"系列答问

一、为什么说美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就台湾问题作出过严肃承诺? 答: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美方明确表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在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中,美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武林旧事》与南宋遗民的文化记忆建构

宋元易代之际，元朝通过开展系列礼制活动宣示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部分生活在南方的亡宋文人受到元朝政治向心力的感召，相继出仕。周密作为拒不出仕的遗民代表，在都城笔记《武林旧事》中，以文物典章为重心建构对故都临安的文化记忆。以笔记存史，其写作动因源自遗民治史风气和家族治史传统，旨在通过强调南宋文物典章，彰显宋朝的正统归属权，重塑遗民的集体认同感。这种对故都文物典章的建构模式，促成了都城笔记发展为寄寓遗民之思的重要文学样式。从文化记忆的角度重审《武林旧事》,不失为观照故都文学形象塑造方式、抉发都城文学生成机制与发展脉络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列女”到“烈女”——兼论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

对于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史家撰述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经历了由"列女"到"烈女"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始于《新唐书.列女传》,最终定型于《宋史.列女传》导致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社会中在以父权-夫权为主导的性别制度下,主流价值观对"妇德"的话语变化。而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既是历代妇德观念的反映,也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下对于女性妇德的要求与塑造。     

《聊斋志异》与“三礼”

"三礼"属于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其中《礼记》又名列"五经"之一,在明清科举考试中属于考生"各占一经"中的选项。蒲松龄在科场奋战大半世,"四书"而外,他于"五经"中究竟所选哪一部应考,今天虽已难于考见,但《聊斋志异》的写作受到《礼记》乃至《周礼》、《仪礼》这"三礼"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如何正确诠解《聊斋志异》,涉及利用"三礼"相关书证对《聊斋志异》文字加以校勘辨析诸问题。探讨蒲松龄如何巧妙灵活运用"三礼"相关词语典故的问题,更是今天的读者鉴赏《聊斋志异》写作技巧的关键所在。     

关于民间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答辩

<正> 在1989、1990、1991年的《民间文学论坛》、《南风》 (贵州) 等刊物上,山民先生连续发表了三篇长文,要根本推翻"解放以来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传统的民间文学基本理论","重新构筑科学的民间文学理论框架",因为"中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失误已经不是哪一本教科书上修补所能解决的了".他的矛头是针对整个"传统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却以我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为主要代表,并指名要同我进行商榷.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整个民间文学事业的重大理论问题,怎能置之不理.我们绝不能对否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思想纵容、保护.目前民间文学界还无人对此发表意见,更逼得我不能不对这尖     

“吃史”与“吃屎”

一个民族不只能从历史的牙缝中寻找安慰和利润。我可以说你"吃史",也可以说你"吃屎"。我两岁开始认繁体汉字,三岁读三字经,四岁背唐诗,五岁听老学究兼"历史反革命"的外公说《水浒传》,十三岁之前就把四大名著囫囵吞枣读过三遍,十八     

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通过"二十五史"中"七史"《选举志》了解科举制的基本演变趋势,弄清科举制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是科举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根据"七史"《选举志》的内容和相关记载,指出各志篇卷虽不尽同,但都因循《旧五代史.选举志》之例分为"贡举"、"铨选"两大基本部分;重点考察了科举科目由繁而简、学校越益重要的演变趋势;深入讨论了一些有过争议的问题,如科举与察举、科举制定义、进士科创建时间、进士科利弊与废置等。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旧之间:北大“三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大"三刊"是"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思想跌宕中生发的社团刊物,它们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国民》、《国故》的研究和评价存在明显的失语。无疑,"三刊"在办刊宗旨、文化选择、文学旨趣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对新旧文化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选择,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不同个性和审美风格,正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力图重构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的。在刊物之间的张力中,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初期的复杂风貌和多元构成因素,因而对研究新旧文学共生共存的复杂历史是具有参照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