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秦始皇刻石探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刻石纪功,此事看似已成历史常识,其实尚存一系列未解之疑。诸如,秦始皇究竟刻石几何？《峄山刻石》究竟是为何人所“排倒”？秦始皇刻石究竟是何形制？等等。本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秦始皇刻石不是历来所说的六块、七块或八块,而是九块;“排倒”《峄山刻石》的是三国时曹操;秦始皇刻石中并非只有一块摩崖石刻,而是有多块。     

两汉刻石成熟书法的表现形态

西汉刻石篆书结构化圆为方,笔法毫无挂碍,示人凝重简率,渐化直笔为波挑,是两汉刻石书法的隶变时期。及至东汉中后期,由于社会因素,尤其是书法观念的进步及其对书法艺术的重视,两汉刻石书法愈发成熟和多姿多彩。这种成熟的刻石文字普遍运用到碑碣、摩崖、石阙、石经及壁画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两汉民众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灵感与风采,体现出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西汉秀才已为岁举考

秀才之举,与孝廉之科同是汉代最重要的察举科目。秀才一科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直到唐初方被进士一科取代,影响深远。秀才之举始于西汉武帝.一般认为,秀才在西汉为特举,即皇帝特诏设科察举;直到东汉初光武帝时,秀才一科方成岁举。《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一般把建武十二年诏书作为岁举秀才之始。劳干先生《汉代察举制度考》说,秀才“至西汉末,仍为特举。东汉方成岁举”。安作璋先生《汉代的选官制度》一文引及此诏,说“此后,茂材也和孝廉一样变成岁举”。又近年出版的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一书,在第十二章的“察茂才的产生及其由特科变为岁举”一节,仍持茂才岁举始于东汉初之说。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

甲,谭其骧与顾颉刚书颉刚师: 先生《尚书研究讲义》中所列之十三部,非西汉之十三部(不但非武帝时之制,亦且非平帝时之制),兹已证实。(一) 西汉司隶校尉部不在十三部之列。十三部刺史之初置,在元封五年(《武帝纪》《百官公卿表》),而司隶校尉之初置则在其后之十七年——征和四年(《百官公卿表》)。是知十三部云者,其中并无司隶校尉一部也。(二) 西汉有朔方刺史一部。《汉书·地理志》:“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虽未明言十三部之名为何,但以文意推之,则朔方亦一部也。且朔方为一部,故可曰“朔方之州”;若朔方但为一郡,则州郡为截然不同之物,断不能作如是云也。此言     

《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别解

古来解诗者对此诗多有歧义,或认为此诗是居者思念行者之作;或认为是游子思归之篇。直到现代仍是二说并存,各持己见,悬而未决。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力持“游子思归”说。朱先生在其《古诗十九首释》专论中着力阐述了“这首诗的意旨只是游子思家”,并从内容、结构形式及时代几方面否定了“居者思夫”说。由于朱先生在我国古典文学界的权威地位,凡高教部通行的大学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都沿习了这种认识。这似乎已成定论。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武帝时徙民会稽辨正”质疑——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葛剑雄先生在其《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认为：“武帝时根本没有向会稽移民。”本文对葛先生之说不敢苟同，认为从汉初的政治形势、社会矛盾、民族融合及会稽地区的人口状况来看，武帝时徙民会稽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正>1936年，陈寅恪先生读了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之后，评价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此语提出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文化的路径，在方法学上对于人文学术研究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从文体学研究角度而言，我们也不妨说，“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诗经》地理考辨三则

一、河洲《周南·关雎》“在河之洲”,《毛诗》传、笺“河”字元说.朱熹《诗集传》:“河,北方流水之通名.”实误.西汉以前,“河”仅为黄河之专名,不作通名用.“黄河”两字始见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爱及苗裔.’”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二》谓史表本无“黄”字,此“黄”字亦为后人所加,“不知西汉之前,无谓河为黄河者.”故“河”由专名变为河道之通名,最早也当在西汉以后.虽如此,后世以“河“作为黄河之专名者仍多     

一勺吟泉溉心田

单人耘先生诗词选集《一勺吟》,凡999首,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引起诗坛瞩目。本文就“农耕之乐”、“山水之趣”、“艺境之妙”三个侧面对单诗的内容及艺术作简约评价。     

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

金石本是两种物质名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它具有特定的含义。“金”,主要指商周时期的铜器及其铭文;“石”,则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金,也称“吉金”,取坚固之意;石,也叫“乐石”、“嘉石”、“贞石”,意为质美。金石二字连称文献最早见于《墨子》。石刻则见于秦琅邪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对金石的研究,我国有长远的历史。北魏郦道元;南朝梁刘之遴、刘显、刘杳;唐封演、苏頲、陆广微、元行冲等都是有贡献的学者。但当时极少专门著作问世。到宋代收藏和研究金石成了官僚文人的一种雅好,其人数之多和成就之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刊载徐仁甫先生《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一文,认为《左传》的作者“决不是春秋时的左丘明,而是西汉末刘歆托之左丘明的”。本文就自己所见,与徐仁甫先生商榷。     

北朝摩崖刻经与灭佛

中国的文字刻石年代长、数量多,气象万千,凿刻技术也极为高明。绵延数千年的文字刻石,以其材料的耐久性,保存了大量古文献、古法书,成为中国文献和书法的一大渊薮。文字石刻形制颇多,摩崖即其一。《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语石》谓:“碑之有文字,始于秦汉。而周之‘吉日癸己’即摩崖刻矣。推而上之,海东之锦山古字,黔南之红崖古字,远在商周以前,亦皆摩崖也。则碑为后起矣。”所传夏禹、周穆王、孔子等撰书的刻石皆难凭信,但无论是碑刻还是其他形式的石材雕刻,都必须先     

试论林黛玉的“病态美”

林黛玉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主角之一,也是金陵十二钗之首,在《红楼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自身之美更是惊艳绝伦。李希凡先生认为林黛玉“孤高自许”,敏感自尊,且不合时宜,具有个性美;[1]也有评论者冠之以“病态美”。笔者认为提出“病态美”之说值得探究、商榷,涉及到对这个人物的全面、准确理解,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论曼声字多含纵逸不轨义

宋代学者提出“右文说”,以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并指出形声字的声符(多半在右边)往往表示意义,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另如青声字,晴、睛、清、精等均有精明之义。这种说法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推动了语源学的发展。尔后,清儒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指出“凡于声字多训大”,“凡从奇之字多训偏”,“凡从皮声字皆有分析之义”,“凡从句者皆训曲”,“凡衣声字皆训厚”等等。近人杨树达先生在欧洲语源学理论的影响下,锐意研究汉语语源学,曾明确指出,汉字“形声字居全数十分之     

《管锥编》义例初探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虽取读书札记形式,但“胸中充积既多,触处逢源,无所窒碍”(段玉裁语),故能体大思精。初读时,往往叹其奥博,有应接不暇之感。因忆沈兼士先生《说文段注摘例序》中教人读《说文注》之法:“粗观之,似汗漫无归宿;读者倘能以其散见于全书中发凡启例之论,最而录之,参互以求,纲领亦自易得”。于是先     

疏《论积贮疏》、《论贵粟疏》中的几点疑义

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章,鲁迅先生曾加以评赞:“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其中《论积贮疏》、《论贵粟疏》往往为今日大学中文、历史等系教材所采录,成为学生必读的课文。在这两篇文章中,有几点疑义,或者不为历来注家所留意,或者学者们的见解有分歧。弄清这些问题,不但关系到这两篇“鸿文”的诠释,也牵涉到西汉的某些制度。现就笔者管见所及,稍加疏解,并愿以之就正于读者。     

古文弌弍弎从弋说(附释必说(?)弋)

章先生尝举一二三古文作弌弍弎.从弋何取.以问黄侃。侃曰:“弋者栎弋.古用筹算。凡陈数必以弋计。张良为汉王陈十事,借前箸筹之,故弌弍弎从弋也”,先生为《与刘光汉黄侃问答记》具载其说,编在《文录》,私意未安。年少侍师吴下新居,尝以燕闲质之先生曰:《说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