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

前期基于应计项目操控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有助于抑制盈余管理,从而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目前,许多学者发现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那么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是否也有利于抑制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公司;机构投资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国有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显著小于非国有公司.上述结果表明,从真实盈余管理的角度来说,国有控股不利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但其作用在国有公司中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已有的国有控股治理作用的文献是一个校正性的补充,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和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基于债务重组的ST公司盈余管理研究

债务重组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它可以改善企业不合理的债务结构,减轻债务负担。对于ST公司而言,基于保住上市资格及融资需求等动机,常常利用会计准则中的规定规避退市的风险。本文将从ST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出发,探讨债务重组成为盈余管理方式的原因,并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提出了治理建议,从而完善我国的市场监管和会计准则,进而约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国有控股、经营者变更和公司绩效

本文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长职业生涯考虑角度,研究董事长变更和绩效的关系。发现董事长免职和公司绩效恶化正相关,控股股东对董事长的考核以长期绩效和相对绩效(相对于前任董事长)为主,董事长任期和免职负相关,和控股股东的良好关系可以降低董事长被免职的概率。研究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营者变更的激励模式与国际公众公司相近。     

国有控股、爹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及职务犯罪认定问题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有企业改制转制工作的逐步深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有控股与国有参股公司，这些公司的出现对改善所有制结构，优化国有痪产起到了居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有关国有控股以及国有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却成为了司法理论以及实务中非常棘手和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的案例是笔者在案过程遇到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件。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代理成本动态研究

本文基于西方的杠杆治理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代理成本进行分阶段和分类型的系统研究.结果表明99年前,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随杠杆比率增加而增加,且显著正相关.99年后,随着预算约束日趋强化,代理成本增加幅度有递减趋势.通过结构分析进一步得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变化规律主要是因国有控股公司代理费用不断变化所致,而社会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稳中趋降,且弹性较小,国家宏观调控与监管效应习益发挥作用,但西方的杠杆治理在中国仍失效.近年来的国有控股公司代理成本增幅出现小幅上升,可能源于监管效应下滑和股权分置改革所增加的制度转换成本.     

股权激励的突破

<正>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出台是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是完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举措。国资委和财政部去年11月联合出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从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股权激励”,到该《办法》的出台,历经长达七年的时间,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是完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举措。     

关于国有控股公司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思考

内部审计质量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审计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审计结果,影响到审计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提高审计质量,发挥内部审计的各项职能作用,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来说尤为重要,通过提高内部审计质量,有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实现企业的组织目标。本文拟通过对国有控股公司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就如何加强国有控股公司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提出几点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股权结构的陷阱

本文研究了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公司治理环境中,股权结构和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研究沪深两市一千多家上市公司过去三年的非平衡纵列样本,本文利用一系列模型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非线性的,显示出控股股东监督和隧道效应并存的双重效应;(2)非控股大股东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显著的监控和制衡作用 ; (3)外资股东对公司绩效有正向效应 ; (4)国有控股公司的效率明显低下。由于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 U 型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进一步计算出在不同非流通股股价情形下, 导致最差业绩的控股股东持股率,我们称此为股权机 构的陷阱。本文发现,造成中国上市公司低效的重要 原因是当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果为未来的股 权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

公司代理成本受到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的双重影响,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还具有关联关系.基于2000年～2006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是显著的,影响方式随控股股东性质的不同而不同.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股权集中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的隐性激励效果越弱;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股权激励的效果越显著,债务融资的负面效应也越大.产品市场竞争与分散型股权结构、股权激励之间是互补的,与控股型股权结构、债务融资之间相互替代.这一结论对于改善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公司控制权的关系与现状分析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通过理论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辩证分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公司控制权的关系,着手现状寻找问题,并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结构角度提出解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矛盾的可行性思路。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绩效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和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以2010年至2012年沪、深A股1 2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3.0软件和分组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分别考察不同最高层级董事身份和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只有在董事会最高层级董事不兼任总经理职务条件下才成立;业绩压力和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相对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对绩效的正向效应更强,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中,业绩压力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绩效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显著.研究结果证实董事会内部非正式层级的实践价值,印证了两职分离和董事会团队互补的积极效应,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等提供理论支持.     

最终所有权性质、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 2003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最终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民营控股以及外资控股三类,并选取相关变量对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业绩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变量及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度大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当综合考虑各治理变量并研究其与绩效的关系时,治理机制变量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导致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本质上改变;在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两类上市公司中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治理机制变量.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业绩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

从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MM理论这一开创性贡献以来，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变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核心。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的，而提高公司市场价值的经典思路就是调整资本结构。公司资金的主要来源不外乎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众多的文献对股权结构所发挥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了大量的描述与论证，而忽视了债务融资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的治理机制的分析，因此，本文将侧重论述债务融资的治理机制，以及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债务治理实际效应进行分析。     

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为基础,对外部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动因的差异,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破产风险视角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在整体上负债融资会通过对破产风险的正向影响负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投资支出会负向地影响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有利于负债融资的增加.在代理冲突下这种互动关系会产生异化:在低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一方面会导致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会对非控股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治理效应;由于低成长企业股东或经理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会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在高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会导致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高成长情形下,只有相对控股企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风险抑制效应.     

公司治理影响债务期限水平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推演公司治理与债务期限水平之间关系。接着,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应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公司治理如何影响债务期限水平,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程序实证检验法律制度对债务期限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影响债务期限水平。实证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论点——当公司治理水平高时,内部人(管理者/控制股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更少的管理者壕沟效应,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公司将使用更少的短期债务。这些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短期债务的使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