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超效率CCR模型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

文章以2015年发生并购重组的34家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超效率CCR模型评价2012—2020年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国有企业并购前的效率均值大于并购后水平,二者均值差达到5.07%;并购重组发生一年后,样本企业经营效率较并购当年有所下降;并购重组发生第二年,企业经营效率虽有所回升,但在此后两年又开始下降,总体呈现“M”型变化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型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央级和省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显著高于中型国有企业、中西部及东北部国有企业、市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据此,文章提出明确政府角色定位、科学制定并购规划、高效整合企业资源等实践建议,以期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提升有所裨益。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命题的一个实证研究

转轨时期政府供给的“拨改贷” ,“放权让利 ,”“承包制度” ,“转换经营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创新制度旨在通过成本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 ,转轨时期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残缺的债务债权关系使“公地悲剧”故事在信贷资金运行领域的凸现出来。创新制度的实行 ,并未使国有企业的行为方程符合创新制度供给者的主观模型 :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 ,同制度变迁前的情形一样     

国有企业人才流失问题初探

面对国内外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人才流失的问题已对许多企业运行效率以及长期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尤其对我国国有企业造成极大的冲击。本文在对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现状、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简要提出了国有企业解决人才流失这一问题的对策。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命题的一个实证研究

转轨时期政府供给的“拨改贷”，“放权让利，”“承包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创新制度旨在通过成本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残缺的债务债权关系使“公地悲剧”故事在信贷资金运行领域的凸现出来。创新制度的实行，并未使国有企业的行为方程符合创新制度供给者的主观模型：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同制度变迁前的情形一样。     

公有产权与国有企业效率

本文从产权角度对国有企业效率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认为效率低下是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内监督机制的低效运行；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则是公有产权内部固有弊端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因此，在不改变公有产权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只有对公有产权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重新组合，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低效率问题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运行效率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构造和特点,在10年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探讨过程中,已有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认识和描述。本文拟以这些认识和描述为前提,以交易费用为指标,分析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运行效率以及1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更对其效率的影响。以便更进一步地了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现状,增强变革国有制的信念。企业产权制度的效率,就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因为企业产权制度的运转是由无数次具体操作构成的,所以企业产权制度的产出就具体表现为已经实现了的资源配置     

国有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公司治理结构难题研究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难题.本文通过不同类型企业的监督模型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类型企业监督机制的特点和规律.并深入分析国有企业的监督成本过大、监督效率不高和监督力度不够这三大弊端.提出国有企业必须以效益为中心,重建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监督体系.     

民营化并非国有企业的惟一出路

本文通过从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现实性以及我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分析 ,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 ,并提高国有企业自身的效率。批驳了民营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的观点。     

论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

确定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三种观点即计划经济观点、产权理论观点、“进退”观点都存在偏颇 ,应当通过国有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来确定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应用扩展型交易费用理论模型确定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综合性强 ,能进行定量分析 ,可避免主观判断 ,更为合理、科学 ,可为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一般性的评价标准     

国有企业的制度效率研究

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为背景,应用经济体制效率分析的有关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典型模式进行效率比较分析,以揭示国有企业制度效率的动态改进过程和明确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试图为我国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启示。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实质上是国有企业制度效率不断改进和提高的动态过程。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与制度效率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制度效率是制度创新的追求目标和方向,而制度创新又是制度效率优化的动态表现和实现手段。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必须以提高国有企业的制度效率为根本方向和目标。     

国有企业经营者声誉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国有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构建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声誉模型,探讨了声誉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应、以及声誉与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一定时期内,在声誉效应的激励机制下,让国有企业经营者手中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对企业的运作是有效率的。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而要卓有成效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此,文章在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瘦身健体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动降本增效,深化国资监管“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集约共享：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机制的创新探索

国有企业效能监察是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国有企业效能监察主要是参照政府行政监察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开展的。由于国有企业自身组织属性的特殊性,导致行政监察模式在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实践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国有企业需要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建立“集约共享”型纪检监察工作模式,推动效能监察工作走集约型、共享式、专业化发展道路。     

国有企业战略收缩的理论依据——一个经济学模型的思考

将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置于平等地位,即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必然要求资产作为国民经济功能性工具的地位平等,然后通过建立国家利益无差异曲线模型,引入“边际资本成份替代率”和“有效区间”等概念,论述了该模型对我国企业改革的意义,得出如下结论：国有资产在行业与市场中的过度介入,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国有企业战略收缩是增加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辽宁省省属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辽宁省省属国有企业作为全省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辽宁省省属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和优势,形成人才资源整体开发的战略布局,对为省属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有资本运营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的改革逻辑及绩效评价体系重构

国有企业在从事资本运营和产业经营过程中,往往是产业经营被忽略,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被忽视,依赖资本运营不断甚至无限做大资产规模成为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目标.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资本运营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进行国有资本的专业化运营,国有企业回归产品产业经营,进而专注于实体经济,实现国有资本运营与国有企业经营的各司其职.与国有资本运营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相适应,要重新构建国有资本专业化运营的绩效评价体系.国有资产资本化率、国有资产总额年平均周转率、国有股权创新覆盖率等指标,应纳入国有资本专业化运营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并设计成为核心绩效评价指标.     

软预算约束的政策动机与国有经济布局效果评价

政策性负担造成国有经济高生产成本的内生性，政府在改革中的激励机制决定其有动力为国企提供补贴。本文从政府改革净收益的视角构建了一个解释软预算约束的公共选择模型。国有经济进入布局战略性调整阶段后，显性和（或）隐性的软预算约束，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制约力量。软预算约束和扭曲的资本价格维持了国有企业不符合中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技术结构，影响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效果。最终完成转轨必须改变旧的发展战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悖论分析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是我国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国企经营者偏好企业控制权的强烈动机体现了国企经营者激励模式中的行政取向,也是当前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激励悖论的主要原因.应完善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以缓解国企中的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