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

中国文学史学史属于文学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进行历史的总结与反思。 宏观研究——文学史观——文学史学,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理论探讨的三部曲。 文学史学所关注的对象不是文学史自身的历史,而是文学史学科。史学原理(史学学)和史学史构成了文学史学的基本范围。此外,还有史学批评,是就个别史家或文学史著作加以批评。 文学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为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提供历史与理论上的借鉴。     

文学史与文学历史

文学史一词本就应指文学的历史,在这里将两者并列,实际上是表明这一意思: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在此不是同一概念,“文学史”是表示各种写成的记录文学历史的著作,“文学历史”则是表示作为文学史描述对象的真实的文学历史过程.由于文学史读者直接接触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历史,因此文学历史多被忽略和漠视了.本篇论文则是要对这一被忽略的存在与文学史的关系作一番理论上的探究.     

意识形态·文学史·现代性——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

本文简析意识形态因素对台湾文学史的影响及台湾学界的反思,认为大陆版的文学史比较注重发掘两岸文学的亲缘关系,但因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对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影响是缺乏舛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台湾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如叶石涛、彭瑞金等人的著作,有可取的地方,但因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理念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导致了粗暴的简单化倾向,扭由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德威、黄芙娥、邱贵芬、杨宗翰等,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他们的现代性视野对台湾文学史研究和书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文学史分期刍议——兼论文学史的编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目前通行的文学史著作而言,其对于文学的分期大约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按社会形态分,象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就分为奴隶制时代的文学、地方分权的封建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创始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衰弱时代的文学等阶段。另一种是根据朝代划分,象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分作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等阶段。还有一种是按历史时期分,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分为古代、中世、近代等阶段。这三种分期法中,第二种最为通行,因为它很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重视时间顺序的思维方法,因此现在各大专院校文科开设文学史课,都是按朝代分期讲授。但这三种分期,无论哪一种,都是不科学的。第一,所谓“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而不是指     

略谈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编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就是文学发展过程的分期断代问题。在这一方面有一系列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认真探讨并加以解决。我认为各民族文学史的分期,应该有切合实际的公认原则。它应对解决各民族文学史科学的分期,从而正确地反映文学发展史和发展规律,能够起到促进和指导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各民族文学史的分期方法都得如出一辙,绝对统一。我觉得各民族文学史统一分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要把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相互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相当鲜明、突出,并且带有普遍性。     

文本细读·文学经典与文学史——夏志清文学史建构论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文学经典构筑的文学的历史;文本细读与文学经典的发掘是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这与汉学家普实克发生了冲突,其冲突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偏见,也是两种文学史建构谱系的对峙;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有其致命局限,但并不能掩盖其小说史的独特价值;无论是其文学史建构原则,还是其小说史文本,还有很多复杂问题供我们思考探析。     

文学史编写中的历史本位主义批判

本文立足于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对文学史著作编写中所形成的历史本位主义(以朝代为纲的结构模式、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的叙述模式和"社会化"的主流话语模式)及其成因作了简要分析,认为文学史编写必须突破这种历史本位主义而回归文学本位主义,才可能真正改观.并就文学编写与教学对文学人才培养的影响作了简要论述.     

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视野中的文学史分期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海外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以外的汉语文学就构成了其境外,不管置身何处"本土",都需要避免"本土中心"或"本土边缘"心态,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身处本土,却能关注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才能充分接纳汉语新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在这样一种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汉语新文学的一些认识对文学史分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冲突中的文学转换,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主体性"的追求,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文学的多向发展,这三种形态构成了"五四"前后产生的新文学始终前进的状态,它们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社会都面临过的最重要的文学课题,其实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时期.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1949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翻译文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依据和历史流变轨迹.     

正视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鸳鸯蝴蝶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但一提到它,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与传统的偏见分不开.实际上,该派文学主张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们不能因为它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就予以全盘否定,它对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文化生态与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的几点想法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应当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生态理念,文章对大文学史观的写史理念提出了几点看法.以"现代"作为论述平台,着眼于现代文学史改进和调整的必要性,重申加强被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大文学史观的生态视野下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中国大文学史.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文学史: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把一般的史料研究与一般的审美评价汇集到一起,并不能保证文学史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寻找属于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学史研究概括为是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史家心态与文学史理论之建构——兼谈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学术意义

一部有特色、有个性、有读者的文学史,首要的是史家的主体意识应由心而发,去感应生活和时代,打捞和触摸文学的历史.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史家基于自由学者的(心态)姿态,形成了扎实厚重的史料基础、准确辨析文学史现象、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三者统一的理论基点,既凝聚了几代人写作文学史的经验,又是对自己20余年学术之路的认真总结.他努力尝试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的关系史的描述,从而对文学进程做出了具有启发性的阐释,完成了在通俗文学史之外的文学史理论之建构.     

知识·权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面

文学史是一种知识,它的撰写与生产是权力运作的一个结果.知识-权力的关系是多重的,而且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叙事权力对经验事实的原始关注,作为知识的文学史,还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重建文学秩序,确立文学史知识范畴和价值标准.因而,几乎很少有一个作家或批评家完全按照"中性"材料来叙述文学的事实,他们在强调所认同的某一文学价值时,潜意识中总希望自己的判断能被他人所接受.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1943: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拐点

对于文学的发展演变,很多研究者大都是从文化发展、文体更迭、文学思潮等文学的外在流变来展开论述的,这就忽略了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文学发展历史上雅俗文学分界的现象随着社会和人性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趋于合流的景象,雅俗融合,两翼并举,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拐点.从纪年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新拓展,但都没有看到1943年在整个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梳理中,针对1943年文学现象,从该年文学发展的外在场域和内在律动来分析其不同以往的文学发展嬗变,凸显1943基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转折意义.     

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也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境遇.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