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把关人理论”浅议我国的微博文学

本文指出发挥微博文学的"把关人"作用,对微博文学进行更好的管理和监督,是网络时代的新挑战。     

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把关人”

“把关人”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进入网络时代,传播技术的进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受众从传统大众传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闻传播的方式及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促成了“把关人”的观念转变、凸现了“把关人”的专业优势、放大了“把关人”的长效功能。要维护新闻传播的公信力,“把关人”角色不能缺失,“把关人”的社会责任重大。     

对“系统”蒸发事件的思考——也谈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

2007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系统”一文在网络上出现后又瞬间蒸发。本文以此事件为例，就各网站及个人博客对该篇文章的大量转载和讨论加以思考，从网络传播的特征来诠释该事件在短时间内所引起轰动的原因，以及网络把关人权利逐渐减弱的趋势，同时就网络的把关理论提出个人见解。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     

论“二人”为“仁”说——从封建宗法社会人伦网络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关东来探求“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中,“仁”位于其核心地位,对其他所有伦理道德德目具有统摄作用,“仁”的其他各项德目都是“仁”在具体的人伦理网络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仁”的含义的多面性是人伦体系中人的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表现。本文尝试引入“人伦网络概念”来阐释“仁”的内涵,通过描述位于网络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所需的人伦道德要求来探讨“仁”的含义。     

“以文化人”的思想谱系与理论诠释

"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源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从早期"事神致福"的宗法伦理,到"以教化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伦理,"以文化人"凝聚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古代社会保持整体精神风貌向上以及形成向善力量的价值源泉,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制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生态人”理论探析

"生态人"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经济人"理论批判,而且在于对"经济人"理论的超越,即对发展新的经济学科、推动新的经济模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生态人"理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把征服自然作为主要生产能力内容的研究目标,转变了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并在创立新的经济学学科方面提供了帮助,推动其真正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生产的关键问题,较为全面、协调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从其实践意义上看,"生态人"理论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满足于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新的经济形式,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运用最少的资源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     

以“文”化人 务实求进 全面提升图书馆效益

图书馆是学校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工作中,特别是素质教育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通过开展各类读书活动,可以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通过"多读书、读好书",让学生增长见识,开拓视野,陶冶情操,静化心灵。     

庄子“天”“人”说的现代启示

庄子的“天”“人”说表达了万物为一的宇宙整体观念,说明了人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以及人应当顺应自然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的解释向度

在实践生存论的维度上,"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解放的人"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要素,本质上构成马克思对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存论的主体核心。"人的解放"是"解放的人"的价值旨归,指引无产阶级完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这就要求划定"解放的人"的概念边界,厘清何者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回复无产阶级以人的本质确立无产阶级关于"人的解放"的使命所在和社会目标,阐明"解放的人"和"人的解放"辩证统一的内在机制和现实依据,最终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完全解放。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试析孙中山的“以人治党”思想

孙中山认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这一治党思想从中华革命党创建到中国国民党改组,甚至直至孙中山去世,虽然中间经历几多形式变化,但一直贯彻始终。它以“党魁独裁,服从个人”为中心内容,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做保障安排,努力探索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政党的建设道路。尽管这套党建原则和具体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对中国现代政党的内部建设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单向度人"概念。"单向度人"特指现代工业社会中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丧失了否定性、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由此造就了"单向度人"。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科技期刊中数字“一”和“1”的用法

针对科技期刊长期存在的数字用法混乱的情况,结合国家标准,对数字"一"和"1"的用法进行了分析,以期引起广大编辑同仁的重视,使中文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趋于统一规范。     

论福柯的“人之死”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继萨特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曾被称颂为“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他在《词与物》这本书中宣称“人之死”和“人本主义的终结”。其思想深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是福柯通往尼采的“桥梁”,而尼采的“上帝死了”,则直接导致了福柯的“人之死”的提出。他认为“人”是近期的发明,是在18世纪末期才成为人文学科的中心,才诞生出来的。所以福柯所谓的“人之死”,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人”的死亡,而是指那种纯粹概念的,在人文学科中作为知识对象和知识客体的“人”的死亡。“人”的出现只是偶然,“人”的死亡才是必然。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