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的博问与多重价值

一《天问》的创作与“呵壁说”的新驳议《天问》是古黄文学中类型最奇特、内容最难懂的一首诗,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天书”。它在长度上仅次于《离骚》,通篇以问句构成,广泛涉及宇宙、神灵、万物、历史、政治、人生的问题。如此气势磅礴的长篇问句体诗歌,中国诗史上绝无仅有,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关于《天问》的创作,流传最广影响至深的说法是“壁画题诗说”,亦即《天问》是一系列壁画题诗的拼接。此说源于后汉王逸《楚辞章句》的《天问》前序,文云:     

《天问》题义新解

什么叫“天问”?自东汉王逸首倡“天问”就是“问天”之说后,古今楚辞研究者对“天问”二字的解释始终囿于一个“天”字而不能自脱。其实,“天问”的如此释义与《天问》的实际内容差距很大。《天问》问天的部分在全诗里所占的比例极小,而问人的部分则很大。林云铭说;“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楚辞灯》)他不以“天”为全诗之“骨”是有眼力的。更何况在屈原的眼里,“天”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至贵者。《天问》里对“天”的质难信手可摘,什么“天命反侧”、“帝何刑焉”、“帝何竺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评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

《楚辞·天问》是一篇千古奇文。诗人在《天问》里到底要讲什么,“天问”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屈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奇特的作品,两千年来众说纷纭。王夫之生于明朝末世,地处屈子“怀沙”之乡,常以屈子遭遇自况。他的《楚辞通释·天问篇》,也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以他的才学和知人知世,其于《天问》的有些见解,颇有精到之处。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天问》,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天问》解题衍义

《天问》中的“天”应当训释为“大”,《天问》即“大问”,是屈原身处绝境的忧愤之作,其中带有一种强烈的怀疑和与世决绝的情绪     

简册制度与《天问》的错简问题——以《天问》“女娲有体”句为中心

《天问》的错简问题十分复杂,有无错简,错简应该如何整理,存在很大争论.纵观《天问》错简研究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学者对《天问》错简的整理往往“以意为之”.本文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结合出土简册实物和《楚辞》文本传承情况,对“女娲有体”等句进行分析,发现相关语句在王逸之前可能已经被错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应当成为《天问》错简研究的基本方法.     

《天问》:走出神话和反思历史的千古奇文

本文认为,屈原的《天问》就是“天”在这里作为游离诸多责任纠缠的发问主体和屈原的代言人,以理性解构神话和重评历史,又以诗性智慧重组时空形式。《天问》的诗学机制和结构形态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汲取了楚国祠庙壁画表现形式的养分,创造了一种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双构性诗学结构形态。这是一个综合了时间顺序和寓意结构的与天人之道相通的宏观结构。作者据此对《天问》的内容、特别是历来令人备感困惑的若干片断进行了梳理,具体剖析了《天问》的寓意结构和时空联结方式,指出《天问》难免存在“错简”,但不能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一味地“正简”,而应去深入探究《天问》本来的、也是诗歌史上独特的美学机制,从而为上古诗学史补上属于屈原《天问》的思维方式和诗学机制的一页     

从图像到文本：《楚辞·天问》的文本生成及其特征

《楚辞·天问》为屈原根据楚先王宗庙壁画而作,经历了从图像到文本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对《天问》的文本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天问》集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等内容于一体,在文本上具有极大的综合性。这是由于具有宗教作用和训诫意义的宗庙壁画本身含有这些内容,屈原据图而作,自然受其影响。《天问》内容丰富,但在结构上有清楚的层次,从出土汉画像石来看,层次分明亦是壁画的通例,《天问》的结构安排也应与楚宗庙壁画有关。《天问》虽是据图而作,但却不是“述图之作”。屈原在创作《天问》时,一方面客观呈现壁画内容,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并调动个人的知识储备。这些内容融入《天问》中,使得《天问》据图而作的线性叙事结构被打破,从而造成文本“不次序”。总之,《天问》的文本特征多与其从图像到文本的生成过程有关,其文本所存在的问题也应放到这一过程中去考察。     

《天问》校读

《楚辞·天问》有句云:“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一、二句叶韵(宵部),三、四句叶韵(阳部),而二、四句不韵。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天问》云:“(《天问》)亦有两句为一韵者,其例绝少。”(载《楚辞论文集》)盖即指此。然此绝少之处,实有乖于《天问》叶韵的通例,疑有错简。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