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传火继，拯救绝学——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来赤峰学院讲学纪要

2007年6月7日至20日，年逾古稀的刘凤翥先生在赤峰学院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讲学活动。内容涉及“契丹文字的创制”、“契丹文字的失传”、“契丹小字资料的最初出土和初步研究”、“国外对契丹小字的研究”、“研究契丹小字的新高潮”、“契丹小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研究概况”、“日本国爱宕松男教授解读契丹小字方法之剖析”、“解读契丹文字与深化辽史研究”、“契丹大字‘应历碑’为金代墓志说”、“契丹文字中辽代双国号解读的历程”、“已经解读的契丹小字语词”、“部分契丹小字的原音字音值之构拟”、“契丹小字墓志解读举例”、“契丹大字墓志解读举例”等专题。     

辽朝科技述略

辽朝是我国古代以契丹族为主体,由契丹族贵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辽朝统治我国北方前后长达三百多年。由于民族的纷争,政权的更易,加上辽朝本身“书禁甚严”,留传后世的文献甚少,其中有关辽朝科学技术的记载更是一鳞半爪。要对辽朝的科技情况作全面的了解实甚困难。本文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和现有的文物考古材料,以及学者们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辽代。(不含西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作一简略概述,以就教于方家。     

再论契丹社会货币经济的确立

契丹社会货币经济确立于辽朝初年太祖和太宗朝统治之际。此间、由于帝国的建立、疆域的扩大、劳动人口的增多、一系列先进生产技术和进步的生活方式的传入，加之辽朝与南方“五代十国”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使契丹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市场网络趋于形成。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契丹社会的货币经济获得了确立。     

辽朝国家体制研究——契丹族俗对其国家体制的影响之二

公元10世纪初,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契丹族贵族集团,废除了其旧有的军事民主制形态,确立了以世里氏家族为核心的君主政治形态,从而开创了祖国北疆草原地区前所未有的政治新面貌,也从此奠定了契丹民族在当时的祖国历史发展中所构造的政治新格局。不仅如此,契丹国家及其所创造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都对祖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含国家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等)和中华历史文化的发展,发生了绵绵不断的深远影响。直至辽朝灭亡一个多世纪后,元朝统治者仍然承认,辽朝的典章文物、兴衰历史,就是其“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因此,他们视《辽史》为足以“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的重要纲鉴。     

辽朝移民问题研究

辽朝建立前夕,制定了“广土众民”方略,成为辽朝治国百年大计。辽朝的百年移民,为契丹统治者设置州县,实施一国两制奠定了前提条件,促进了北方的封建化过程。     

西辽政治史稿

一辽朝的衰亡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朝(公元九○七——一一二五年),曾于十一和十二世纪称雄子东亚,影响及于中亚,远至西欧。辽朝的疆域东尽太平洋;西包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泊,与喀喇汗王朝为邻;北至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南与北宋、西夏、西州回鹘接壤,宋、夏和回鹘汗国,或向它缴纳巨额“岁币”(实际上是贡赋)换取名义上的独立,或干脆称蕃朝贡,作为附庸。因此在十一和十二世纪的穆斯林史料中把北中国称之为契丹(Khita或Khata),而在中古英语、俄语和希腊语中则把整个中国都称为契丹(它们分别读音为Cathay,Kitay和KitaI(|¨)a)。     

“青牛白马”传说所反映的契丹历史

契丹的族源传说“青牛白马”人所共知，学界也纷纷对这一传说做了很多解读，根据汉文史料中的一些记载及契丹早期历史可知，辽中京及其周边地区自北魏就是奚族居住地，契舟奇首可汗的妻子（可敦）就应该是一位奚人，而青牛白马传说的出现，则是辽朝皇族与后族权力制衡的结果。     

试论辽朝统治下的吐谷浑

吐谷浑属鲜卑慕容部,大约在西晋末年迁徙至甘青交界之地,曾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政权达3个世纪.亡国后,部分部众东迁,进入燕云地区.契丹族兴起后,这部分吐谷浑为辽朝所统治,辽朝按照“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控制其治下的吐谷浑,吐谷浑要向辽朝上贡物品,参与辽朝的对外征讨.辽亡后,部分吐谷浑逐渐融入到汉族之中.     

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

契丹属东胡系统,是鲜卑的一支,自四世纪中叶从鲜卑分离出来,世代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唐初形成了不很稳固的部落联盟。九一六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奴隶制的辽朝。这时辽的疆域是“东至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辽史·太祖记》)”。九三七年又攫取了燕云地区,即以今天北京为中心的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从此,辽朝不仅统治着以契丹为主体的北部游牧民族,还统治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南部的定居人民。但是,由于南北两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人民生活习惯的不     

辽代统治集团的特点及其结局

辽朝自太祖草创，继经太宗、世宗以来的发展和经营，终于在最宗圣宗时期谱写了北方民族政权建设的新篇章，这就是契丹族历代统治者遵循“因俗而治”的方针，将辽朝的国家体制塑造成一种南、北方政治体制兼存共治的局面。与此相适应，决定了辽朝统治阶级集团所特有的“蕃汉合一”的鲜明特征，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特质的人群所分别具有的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传统基因，在共同的政权建设过程中所分别具有的微妙的感染力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兴宗道宗时期这种影响已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终于为辽朝的覆亡，涂上了厚厚的浓彩。     

历史小说杨家将中的萧太后

明朝人编写的杨家将历史小说，以表现杨家将忠君报国、英勇抗辽为主题。为了突出杨家将的光辉形象，用虚构的人物情节竭力丑化以萧太后为代表的辽朝人物。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常常把杨家将小说当成信史来读，误认为契丹是野蛮落后的异国他邦，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了负面影响。今人不应站在宋朝人、明朝人立场上去看待辽朝和契丹人，而应当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去正确地认识辽朝和契丹人。     

辽代的重阳节─—兼谈菊花酒的酿造

重阳节是指阴历的九月初九日，是古代中原汉族地区的传统节日。辽朝建立后，契丹族统治者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节日，称“必里迟离，”并把本民族的游牧射猎传统习俗也融入其中，使这一节日的内容更加丰富。契丹族统治者接受这一节日最早是在穆宗时期，圣宗时被纳入礼俗范围，并规定了一整套的礼仪─—重九仪。重阳节所饮菊花酒有两种酿造方法。     

辽代若干社会问题与整治措施

辽朝统治200余年,同我国古代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诸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加之辽朝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样又给辽代的诸种社会问题添加了复杂的民族因素,本文拟就“问题”及产生之原因和“整治”措施,作些探讨。     

汉官治辽简论

公元10世纪初至12世纪中叶,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先后与中原地区的五代、北宋相对峙,雄踞于中国北方。契丹族之所以能够在封建割据、乱纷飞的局面中,由弱小民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民族,由部落联盟发展成奴隶制国家,进而发展成为封建国家,自有其成功的奥秘。历史证明,一个落后、弱小的民族只要振作精神,积极进取,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善于引进其他民族的治世人才,一定能够走上成功之路。从这一认识出发,重温辽代历史,可以看到古代契丹族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自10世纪初就走向了改革旧体制、向中原汉族开放的道路。虽然史书中有所谓“军国大计,汉人不与”的说法,然而史实证明,汉官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始,在有辽一代的重大军国大事中,汉官不仅发挥了智囊作用,有时甚至起了决策作用。     

浅析辽朝时期的“汉人胡化”

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东丹王耶律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是辽朝初年契丹族本族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一贯积极求知,热爱中原地区文化,学习它,推广它,促进它和契丹族文化的交流,从而有益于契丹族文化的发展,并丰富了当时我国各族共有的文化宝库。这些值得称扬的活动,是不可磨灭的。他最后几年间,来到中原地区定居,应该说是契丹、汉两族文化交流与相互友好的一段佳话。     

论辽朝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及其意义

契丹建国以后主要发生在内部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契丹族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对辽朝的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皇族耶律氏的分化是对契丹族部落联盟时期遗留下来的旧传统的有利冲击,也是对旧有的贵族政治格局的改造的过程.外族分子借助流动进入辽朝社会上层和统治核心,扩大了辽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宫户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和社会地位的改善,是辽朝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阶级关系得到改造的标志,也是辽朝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平民阶层的分化也同样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反映了在契丹族社会内部阶级对立,并日益走向尖锐化的事实.     

辽朝“治契丹与诸夷之法”探源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就法律制度而言,所谓“国制”即它的“治契丹与诸夷之法”,此法虽然基本上可以说是契丹固有制度,但又不尽然。因为我们除了在与契丹有密切关系的突厥、乌桓和鲜卑等族的制度中可寻得其渊源外,同时还可发现,它之所以能逐渐系统化,主要是借鉴唐,五代制度的结果。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辽代诗词

辽朝继承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华夷同风”“华夷一家”。在政治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用科举制取士,以诗词赋为正科,从而形成了皇帝、贵族、士大夫阶层“志于道,言于诗”的局面,这也是辽朝诗词仅限于皇帝和帝后的特色。“澶渊之盟”后,辽朝出现了大量描写北方民族风土人情的诗词,这些诗词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当时的民族融合。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并非是辽末天祚帝时期由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 书·序记》虚构出来,而是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 影响,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不无与汉人攀附亲戚之嫌,但 他们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并不否认汉人也是“炎黄子孙”,具有契丹人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 华一体”、“中华一家”中成员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