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潮

19、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以系统的报刊思想理论和持久的新闻实践,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成为开一代自由主义风气的大师。另一方面,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理解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使之染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而成为一种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畸变了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同时,梁启超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开自由主义风气的大师,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此,这种畸变在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中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从霍布斯到约翰·密尔

从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形成和演进理解自由主义的内涵是理解当代自由主义所遇困境的基本理论视角。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为近代自由主义确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自然权利、契约学说和个人主义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核心。边沁和约翰·密尔对 1 7世纪激进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理性方法论、形而上学的契约观及其革命主张进行了批判 ,将功利原则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 ,从而使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中心问题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转为对政府运作的合理性的关注 ,发展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传统。密尔的自由理论既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总结 ,又开启了向现代自由主义转变的历史性潮流。     

西方自由主义的源与流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是西方的主流文化。西方自由主义立基于基督教的基本理念,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逐步萌芽发展。洛克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现代自由主义的起点。历经兴起、中衰、复兴的漫长过程,自由主义分化为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两个主要分支。     

自由主义探析

本文分析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其主要理论观点,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对自由、自由主义的理解和阐释,说明了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何认识自由主义。     

胡适与西方自由主义

胡适与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双重关系———皈依与叛离同存,但皈依更胜于叛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又有对话的可能性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两大文化相逢后的真实情形。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我国重新成为热点问题,这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原因,也与我国社会出现的新的特点有关。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我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分析法,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要完全依靠它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不现实的。     

对自由或自由主义的省视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义的衍伸可以分成两个传统。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种传统都未能在实践中避免走向极权、专制与霸权。因此,关于自由或自由主义,就成了一个值得重新省视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着各种难堪或悖论、矛盾或冲突,它自身就存在着理论的软肋。比如:关于自由和必然;自由与强制;自由与责任;个人主义;自由与平等;……。     

“梁式自由主义”观

在日译西学的影响下,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性的思想自由、独立性的人格自由和超越性的理想“真自由”观点.具体言之,就是为了冲决网罗、解放思想而倡导与“心奴”相对的思想(意志)自由,为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而争取与“身奴”相对的且与进化论相伴随的如独立、自治等权利自由,而且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以“良知”和“服从”为内容的“完全文明真自由”,这是“梁式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这种与时俱进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呈现出梁启超现实的与理想的社会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在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汇中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     

公共哲学与自由主义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致力建立公共哲学的时候,自由主义似乎是作为公共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其实,自由主义有着自己的公共哲学。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区分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以及罗蒂为代表的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三种论述。三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不同的:平等主义关注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自由至上主义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对自由的尊重,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关注的则是自由民主价值及其偶然性。三者之间容有分歧。但三者对于"公共"抱持着较为一致的立场:一是公私领域的划界,二是宪政民主制度的保障,三是国家、社会与市场彼此相对独立的三元建制。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是论证政治上何为"公共"的最为系统的理论形式,它紧贴现代社会而建构,是现代公共哲学的主流派别。     

梁启超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主要是受了陆羯南的国民主义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在现实中有着较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更主要的是二者的思想同样以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自由主义、国粹主义这三个基本理论作支撑,追求国家的权力与国民的自由这二个核心间的平衡.     

论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就其普遍形态来说,乃是一种关于自由社会的思想体系,是关于自由的价值、原则及其实现途径的思想体系。或者说,自由主义就是关于自由社会的原则及其实现途径的思想体系,就是关于自由社会的理论:凡是主张构建自由社会的理论,都属于自由主义范畴。但是,自由主义,就其完备的形态来说,则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从而一方面将自由奉为社会治理最高原则———亦即将自由的法治原则、自由的平等原则、自由的限度原则以及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一系列自由原则奉为社会治理最高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宪政民主奉为实现这些原则的途径,亦即奉为自由社会的实现途径。一句话,自由主义就是将自由奉为社会治理最高原则的思想体系。     

梁启超自由思想评析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与倡导者,梁启超把自由看做是人的一项根本权利,他认为自由权产生予强权,一方面,人人不应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另一方面,应保护自己的自由权不放弃.在自由的内涵上,梁启超把自由分为政治上的自由与道德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以民族自由与国民参政自由为目标;道德上的自由则以服从良心为根本,实现了自由内涵的双重界定.同时,梁启超从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自由的真正意蕴,从而使个人与团体自由达成了一致和和谐.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徐友渔的自由主义言说

徐友渔认为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法律制约权力、宪政民主体制等等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现代化应汲取的资源,也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对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对自由主义在西方遇到的挑战、变化以及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接受、实践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各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声音进行了批评,成为自由主义的坚决捍卫者和守护者。     

新自由主义刍议

介绍了目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出这种西方思潮的危害性。提出我国应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分析与重构

自由观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各种自由理论的分析,我们把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分为三种,即古典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持有一种消极自由的观念,它所说的自由意味着没有来自外部的干涉,因此我们把这种自由观的原则概括为"自由无干涉"。极端自由主义秉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但是针对当代福利国家的政治现实,它又提出了"义务无强加"的原则,从而发展出一种新自由主义。但是,这种由"无干涉"和"无强加"体现出来的自由观具有重大的缺陷,需要加以修正。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承担了修正的任务,它用平等主义来补充自由主义。但是,无论当代自由主义如何修正和发展,它都避免不了其消极自由的性质,也避免不了这种自由观的局限性。     

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

本文从自由的价值、自由的限制、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等角度 ,对 2 0世纪 4 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予以梳理廓清 ,为我们完整理解中国自由主义及其中间道路的社会理想提供某种哲学意义的思考。     

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谱系探析

西方政治学传统的根基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保守派使之趋于保守,激进派则使之趋于激进。因此,按照其所采取的左翼、中间派和右翼态度,自由主义又可以分为激进主义,温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类。虽然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将三者并列,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自由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就这种对立统一的表现形式作一个大概的说明,就可以了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概貌。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自由主义之表达自由观——兼谈"中国到自由之路"

自由主义思想是表达自由的深厚理论渊源,任何探讨表达自由的言说都应首先回归自由主义的本来面目。自由主义之表达自由观充分肯定表达自由、寻求真理、捍卫自由、维护宪政民主的价值和功能,并作为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被各国所接受。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必然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表达自由理论与实践,引领“中国到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