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 ,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 ,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 ,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 ;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 ,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 ,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 ,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 ;义和团运动之后 ,铁路运输也加入到漕运事业中来 ,加速了中国运输业的近代化步伐。因此 ,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道光初年河(运)海(运)之争探析

漕粮是中国特有的实物税征收方式.它是维护封建王朝的血脉,也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漕运自秦朝即已产生,开始以河运为主,后来又开始了海运.但除少数王朝外,河运是基本的运输方式,清代也不例外.但因为各种因缘巧合的原因,海运在清前期屡有提议,道光初年成为事实.这次海运曾在朝野引发了广泛争议,双方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展开激烈的讨论,所反映的问题是令令人深思的.     

明清海运的历史作用

南粮北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自隋唐以来,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流通的大动脉,但到明代后期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年间,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弊政的影响,河运不断地发生危机,在统治阶级内部,多次引起河运还是海运的激烈争论。明清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是漕运史上的重大变革,其进步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

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海商",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强化中国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政治歧视与文化互动:元代漕粮海运体制中的族际关系

元初建立起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其中有着深刻的族群政治背景与内涵。海运体制中官员群体的族属构成特点为:达鲁花赤为蒙古、色目人所垄断,万户、副万户多为北人,千户及海运府的幕僚官多为南人。元廷重视海运官员的选任,待遇优厚,然北方官员与世袭职役的南人海运官员多有矛盾冲突,社会隔阂较深。就役海上的艰辛使得各族海运官员均重视天妃祭祀,祈求神灵护佑海上航行的平安,同时在语言、曲艺、文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互动交流,展示出海运体制中交织着显性的政治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多元的文化交流。     

试论明清漕粮由河运转向海运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南粮北运关系国计民生。自隋唐迄明清，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明清定都北京，财赋仰给于东南。为解决国家军费与宫廷食用，每年沿运河从江南转输四百万石左右漕粮入供京师，故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军国大计。康熙曾把漕运、河工、盐政视为国家三大政，书于宫廷廊柱。但在明后期和清中期，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积弊影响，河运危机不断，并在统治集团内部两度引起继续沿用传统的河运还是因时制宜实行海运的论争，结果以转向海运而告终。探究明清时期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清史稿·漕运》订正一则

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后漕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单一的海运为主,兼或有少量的陆运(火车),而以往的河运悉行废弃。每届江浙等地(光绪二十七年后有漕省分仅余江浙两省,其他六省多征折色)漕粮征齐后,一律解赴上海海运总局验收,由清政府监督控制下的招商局轮船及招雇沿海商船共同装运,“招商局轮船协运四成,沙船     

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

漕粮海运是晚清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牵涉面极广,头绪繁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难免存在某些偏颇。现根据档案等资料,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辨析,以期获得新的进展。     

清道光六年试办海运漕粮费用考

魏源称道光六年试办海运漕粮"费仅百四十万",河运帮费"丝毫无有焉";而主持海运全局的琦善向皇帝密陈海运所用皆为外筹办漕杂费,不但丝毫未费帑项,且较河运省费甚多。经考证,海运之费不仅包括海上水运之费,还包括首尾两段的内陆河运之费,合计白银1424380两,其中州县帮费银约1007880两、帑项约416500两。琦善深知道光帝只不过把海运视为权宜之计,为迎合道光帝吝惜帑项的心理,故意把海运费用窄化为海上水运之费,又把饱受诟病的河运帮费说成是海运杂费,以邀功沽宠。魏源明知海运用了河运帮费而称河运帮费"丝毫无有焉",反映了他希望兴海运以除漕弊的变革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