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东迁后的楚国国势

战国后期,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东迁至陈。东迁后楚国国势究竟如何?《史记·楚世家》云: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史记·春申君列传》又记载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苟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这说明,楚国东迁之后,其国势曾经有过一个从“益弱”到“复强”的过程。     

“陛”字校

《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页26:“吴王闻子胥此语,振睛努目,拍陛大嗔:‘老臣监监,光呪我国’??袁宾先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页93)校此条云:“拍陛”费解,待校。(监监袁校为尴尬,是)。按:《伍子胥变文》(页3):“楚帝闻此语,怕(拍)陛大嗔:‘勃逆小人,何由可耐。……’。”两处意思完全一样,今考《广韵》上声十一荠韵傍礼切:“陛,阶陛也。髀,髀股。(骨坒),上同。”陛、髀同属一小韵内,且髀或体也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借”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392页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借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只用‘假’,不用‘借’。”并且举例:“‘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该书1981年修订本重复了上述文字。(420页)案:“假道于虞”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五年等。《古代汉语》第一单元文选部分节选了僖公五年,题名《宫之奇谏假道》。然而据此断言“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则谬。《谷梁传》僖公二年通篇说“借道”而不说“假道”,即为明显的反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关于王国维之号“人间”及其考辨

<正> 周一平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撰文,对王国维曾号“人间”进行辨析。这是因为:日本榎一雄先生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上发表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一文中,由“考证出‘人间’是王国维的号这一事实”,而否定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之说。周文及榎文还都提到了两个可注意之点,即:一、王氏曾号“人间”;二、曾题其居处为“学学山海居”。而集中说解的则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     

“南郡备警”说质疑

在湖北省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里,有一部分是《编年记》,其中有秦始皇十九年“南郡备敬”一条。诸家考释都把“敬”作为“警”的假借,此条就成了“南郡备警”。于是,不少研究者就说“南郡备警”反映了楚国奴隶主势力蠢动而秦在南郡准备迎击云云。我认为,此说是可商榷的。史载秦昭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史记·秦本纪》)。南郡在今湖北省江陵、安陆、云梦一带。从前278年南郡设立时起,到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已历时五十余年,这期间并没有发生过楚国进袭南郡的事件。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十八年兵分两路攻赵,第二年灭赵,秦集中兵力南征北战取得了赫赫战功。这     

清华简《楚居》“徙居/袭X郢”解

清华简《楚居》所载自楚武王至楚悼王时“徙居/袭X郢”不应理解为迁都,而系王居即楚王居处之迁徙。与金文及文献“■京”“镐京”等的“京”一样,“郢”系共名或总名,凡单称“郢”者,皆指楚都,“X郢”犹如“X京”,系楚都郢内王居之邑,内有宫殿及护卫等相关设施,其营建之目的或与军事安全、狩猎田游、陵园祭祀等有关。“郢”前之地名,皆系今宜城及荆州楚都内之具体小地名。称郢系因王居所在,“郢”由“浧”即水泽本义引申而来。西周金文中常见“王在X■”的“■”应系“居”字异体,该字系王居之“居”的专用字。“X■”部分系畿内固定的王居,其他多系王出行临时驻跸之所,类似后世之行宫。     

“索作卉”考

云南古代曾用贝为币,“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四、四、五进位,一索是八十枚贝子。庄、手、苗、索,是少数民族语言,音译为汉字,常见异写,大体同音。唯有索作“卉”,音并不同。如宣光六年姚安《兴宝寺常住碑》“钱巴三千五百卉”。嘉靖二十七年《临安卫董千户舍丁买房契纸》“议作时价纹银二十四两……每两估时     

皮币探源——从训诂学角度论证“皮币非货币”说

在《皮币考辨》一文中,作者对目前史学界定论已久的“皮币纸币雏型”说提出异议,认为汉代皮币实为外交礼品之一种。笔者在读书中发现“皮币非货币”说不仅有历史学依据,而且有其语言学渊源。所以,草献此文,拟从币制命名的本原方面予以“考镜体制,辨章源流”,或许有利于对“皮币”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币(幣)”字的最早语源是“蔽”即遮蔽的意思,字写作“市”。《说文》:     

“南面百城”解

修订本《辞源》一册427页“南面百城”条释义云:“南面指地位的崇高,百城指土地的广大,旧时用来比喻统治者的尊荣富有。《魏书·李谧传》:“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按:此注宽泛,且意有未明.“南面”一词,只可施于天子、王侯公卿、六部大巨,而州官县吏不与焉。“古者坐北朝南为尊位。君侯公卿大臣见僚属,则南面而居,晋谒者即北面而拜之.因以‘南面’借代君侯公卿大臣地位之崇高。皆为上层统治者”。“百”,此处非确数,谓其多也.“百城”意为“土地广     

清华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主题

楚武王向周王室请尊号不成,就自封为郢,作为楚国王城。从清华简《楚居》篇来看,称呼都城为郢是当时的表达习惯,屈原《哀郢》所表达的就是迁都时候的情境,哀郢就是悲国自伤之意。     

“楚国南界已越过南岭”质疑─—兼谈两广青铜文化的来源

“楚国南界已越过南岭”质疑─—兼谈两广青铜文化的来源李龙章视古苍梧括有岭南部分地域，进而认为吴起平百越抵达苍梧即表示楚国的南界已越过南岭，这是前些时读到的《楚国南界已越过南岭》（简称《已过》）一文的基本观点①。该文是针对拙稿《“楚国南界越过南岭”说商...     

“怆恨”当作“怆粮”

汪绍楹校注本《搜神记》卷一:“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     

谈“以”的“使”义

近年来我阅读古籍,特别注意常用虚词“以”的支使义,因为我发现这一义项除裴学海先生的《古书虚字集释》谈到外,《尔雅》以后的各类字词书均未言及。这就使得很多语文工作者忽略而不甚采取这一义项,从而造成有些句子释义扞格难通。例如《孟子·公孙丑上》:“管子以其君霸,     

“霸上”小考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史记》选本注称“霸上”为今陕西长安县与兰田县交界之白鹿原,似不大切实。 据《汉书·高祖纪》唐颜师古注:“灞上,即霸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霸城西十四里至霸头。”“汉城东十三里至霸头。”近年来西北历史研究所考古组对霸头地望进行了考     

《九歌》“君”、“灵”辨

<正> 《九歌》称神为“君”。如:《湘君》首句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君,谓湘君。”《大司命》第五句曰:“君回翔兮以下。”王逸在第二句“纷吾乘兮玄云”下注有“吾,谓大司命也”,因之,不言而喻,这里的“君”也是指大司命。朱熹亦谓:“指神。”蒋骥与朱注同。《东皇太一》末句曰:“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神以欢欣,餍饱喜乐。”仍释“君”为“神”。朱熹注:“君,谓神也。”蒋骥亦言:“君谓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