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秦弃礼义”考辨

秦汉间多言＂秦弃礼义＂,实以周礼传统审视秦礼。其实秦有仪法,且其多杂戎狄传统,兼采六国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周秦礼制因时势而演化,周以礼作为治国精神,秦视礼为行政手段,二者秉持不同,自然形制迥异。     

秦汉、三国(蜀汉)时期“古巴国”地域文化之特征

"古巴国"由于疆域广大,形成了不同特征的地域文化。本文参照蜀汉初期行政区的划分,将"古巴国"分为五个亚文化区。秦汉、蜀汉时期,五个亚文化区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即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不同;同一地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断变化。     

柞伯簋铭文补释

柞伯簋铭文所记西周大射礼的规模及参礼职官的分工与礼书相合,但其所记射仪与礼书有较大差异。铭文中,南宮和师■父分别担任射礼中司射与司马的角色;多士为参与竞射的诸侯、卿士;小子、小臣仅为参与礼事的服务人员。王诰的对象是小子和小臣,"■"应读为"毖",释为"慎诫"。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     

“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礼法分立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在观念方面,礼与法的关系总是表现得至为密切。从早期历史上礼的无所不包,礼中有法,礼就是法,到后来历史上的法出于礼,礼法分立,充分体现出在中国古代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依据的确立与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从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作为制度的礼与法开始分立,逐渐形成了礼制与法制的两套具有不同内容的制度体系,在社会政治与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礼法分立的历史自秦汉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其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就是,在历代政治中,礼治与法治并用是一个基本的统治格局而又与整个王朝的兴衰相始终。     

"射礼"补释

基于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先秦射礼的形成、种类和典礼程序等的考述,来阐明先秦射礼的涵义,指出射礼渊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弓矢活动,产生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形成于周代,不同种类的射礼在形成过程中既有重叠又有自身特点.     

曲阜推出“六艺”木雕群像

在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的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创作成功以展示孔子倡导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风采的大型木雕群像。它的问世,吸引了不少旅游者前往观瞻。那一个个维妙维肖,各具特征的人物造型,古朴典雅、庄重大方的儒家风范,构思奇巧、技法娴熟的雕刻艺术,令人拍手叫绝。不少海内外的观光者称它是“不可多得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精品、国宝”。 这组大型木雕群像由曲阜“孔子故里书画院”的工艺师雕琢而成,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个部分,孔子及其七十二贤徒的人物雕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论战国秦汉时期上计的性质及上计文书的特点

上计制度在我国实施很早,秦汉时期已形成较完备的制度.汉代并颁布有专门的法规<上计律>,直到明清期还在实行.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上计制度性质的问题,到目前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问题不少,有人认为上计制度是一种会计制度,有人认为上计制度是一种审计制度,还有财政管理说,等等.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证明, 上计是述职报告,上计制度是考核制度.上计文书具有注重修饰和内容全面等特点.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枣的长生意象的生成及其演变

为研究大枣仙话的产生及演变过程,以东汉铜镜铭文“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为基础,结合史料记载,对大枣仙话形成的原因及发展过程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大枣仙话在秦汉之际方仙道士的影响下产生,并作为独立的文学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其鼎盛时期,后来逐渐衰落。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木精为青牛”考释

植物精怪的动物化是一种世界性民俗现象,在中国古代则有“木精为青牛”的说法。究其原因,这一观念的出现大约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古代神话中植物神祗动物形貌的遗存;二是秦汉时期有“出土牛迎春”的礼俗,土牛、青牛与春天、树木关联在一起;三是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青牛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这是“木精为青牛”说的民俗背景。      

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当关注的历史事实。认为当时黄河流域的竹林非“自然生”、“皆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的意见缺乏论据。竹林分布的变化,实具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以“竹”的分布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

为探讨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这一命题,对建都长安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西周青铜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唐长安城等大量考古遗存与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华之礼得周公而制,中国之政得秦皇而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定,中国之盛得唐宗而成,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分析认为,长安地区是炎黄故里、儒释道圣地,是汉语、汉字起源之处,汉赋、唐诗繁盛之地,创立和繁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分析结果表明:长安是丝绸之路新起点、光复伟业最高地,新时代、新长安必将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     

秦汉时期甘肃漆器艺术的文化内涵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产生的社会基础,要理解一个时代和地区的艺术,就首先要了解这个时代和地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秦汉时期的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受其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文化具有多源性文化特点,集南北东西诸方的先进文化因素,使得其文化因素呈现出多源性特点,文化内涵是多元的。秦汉时期甘肃的漆器艺术。其造型和纹饰等夹杂着楚文化、儒道思想等多重因素、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的结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