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

晚清科举制改革是当时社会改革的焦点问题 ,在当时及以后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抡才大典 ,晚清对其改革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从初期妥协的渐变改革到后期的激进改革 ,其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是废除科举制的深化改革却是大势所趋 ,不可逆转 ,科举制的废除属历史之必然。然而 ,它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为什么科举制不能以渐变的改革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得以保全 ?是什么原因促使朝廷最终作出决断废除了这样的国家大典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论北朝私学与科举制诞生的关系

北朝私学不分等级贵贱、门户高低,学生学习方式灵活多样,择师自由等特点对私学繁荣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私学的繁荣,私学平民人才的涌现是科举制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     

晚清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萌动与走向

洋务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身历目睹了西方城市文明,萌动了学习西方城市文明的观念。晚清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萌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即通过发展城市,达到城市自治,以期实现改良政治,建立真正民治国家的目的。这条路虽不合中国国情,但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寻求建立民治国家的努力,有助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     

晚清民国知识人的知识

近代中国同时存在四套知识,即中学、西学、东学和天竺(印度)之学,前两种是基本的和主导性的,后两种是辅助性的。因为无法完全吸收,而且难以兼容兼备,近代中外文化态势由内化转为外化。中、西、东学融合而成的新学,实以西学为体。以新旧对付老辈,用中西引领时趋,是近代趋新知识人异军突起的不二法则。但是以新学承接旧学,难免变形,用新学输入西学东学,又往往隔膜。重启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消解新学造成的看待传统及世界的似是而非,有助于为世界格局的重构提示不同选项,做好人类文明进入多元化新纪元的知识和人才准备。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

可从外部的国家与世界,内部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三重互动关系入手,即从国权、民权与人权三个维度,去梳理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建构: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出发,趋向是在现代民族观念、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催生出建立民族国家、捍卫领土主权的"主权"观念,同时确立起通过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促进国家发展的世界意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趋向是在现代社会观念、现代国民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彰显"民权"理念,同时培育国民的国家认同;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趋向是在引入现代性的个人观念、自由观念的基础上,催生国家尊重与保障个人"人权"的意识,同时倡导公民个人为国家服务、为国家作出牺牲的公共精神。现代国家建设是包括从普世帝国到民族国家、从王朝国家到国民国家、从君主国家到民主国家在内的现代转型。     

晚清驻外使臣的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

甲午战前晚清使臣群体的知识结构以中学为主,与近代型的外交专业人才有着很大差距。甲午战后,这种状况则有所变化,他们的专业知识色彩日益鲜明,逐步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有别于中国国内官员的群体。中国传统官员以通才为特征,而近代西方国家官员却以专才为特征,晚清驻外使臣知识结构的变化正显示了中国官员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趋势。     

论晚清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文化归属问题

晚清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在反传统的文化批判与激进的政治实践追求中得以逐渐彰显,其在催化国家政治命运现代转型的同时却也圈定了以政治价值取向为终极目标的特定的文化内涵.其结果是政治色彩的过度浓厚极度地干扰了文化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架构的建设,缘此又导致了群体文化失重感的产生.最终在中西文明较量中一度代表了激进阶层的知识群体沦为保守的一族.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 ;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 ,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 ,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 ,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 ,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 ,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 ,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 ,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 ,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晚清杂志与诗词关系初探

晚清杂志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刊载了大量诗词作品,改变了诗词传统的传播生态,首先是在地域上突破了清代诗词创作与传播的地域特质,其次是拓宽了诗词的创作题材。以杂志为代表的报刊刊载诗词,作为出现在现代传媒上的传统文学体式,承载了重要的文学史、文化史信息。     

晚清民间禁烟思想与实践

随着晚清以降禁烟形势的持续恶化,民间对待鸦片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漠然视之,到弛禁,再至严禁的思想转变。这种禁烟思想的转变既与人们对于鸦片危害认识的逐步深入有关,同时,也与当时日趋严峻的民族危机紧密关联。     

南洋劝业会与晚清社会发展

1910年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它既是晚清社会趋新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晚清社会发展.南洋劝业会通过构建庞大而完整的筹备组织网络和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动员,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中西合璧的展馆建筑和注重社会趋新发展的展品征集体现了一种求新求发展的愿望.作为一项大型的社会公共活动,南洋劝业会不仅促进南京市政建设,而且拓展了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使晚清市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和发展.此外,南洋劝业会所进行的展品审查给奖和品评研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渐成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即作为西方商会组织的东方“复制品”（ｃｏｐｙ）,受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晚清商会究竟有哪些“变异”（相对西方母本而言）？何以会造成这些“变异”？在我看来,要透析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把握其在中国“语境”（即国情）下的“变异”,对商会与绅商阶层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关键点。一、绅商与商会的创办所谓绅商,系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批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诸如著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等人。他们在时代潮流的荡激下,…     

科举的废除与清末学生群体的集体左倾

清末社会,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传统中裂变。清末学生群体,是一个迥异于传统士子阶层的新兴群体。他们喷薄于民族危难之际,以其理想、激情与不懈的努力。去追求振兴民族的道路。考察清末学生群体,对于了解清末社会的结构和走向,对于中国近百年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略论晚清钱庄与洋行关系的互动性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洋行作为一种经济侵略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来到中国。它与扎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金融机构钱庄发生了激烈地碰撞,两者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相互合作。在洋行刚进入中国时,它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不得不寻找合作伙伴,由于钱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洋行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在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后两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洋行对钱庄所具有的封建性质越来越不能容忍,洋行需要把钱庄改造成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在两者的利益矛盾面前又相互排斥。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钱庄只有在布局和功能上不断地适应洋行的发展需要,才可能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