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维新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的晚清时期,它的提出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触及到西学之本,有些人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也很难完全如愿。于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就突破还是继续维持“中体西用”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     

五四时期各知识群体中西文化观评析

步入近代社会以来,伴随列强入侵中国,东西方文化也发生了激烈冲突,到五四时期更出现了几个持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全盘西化派”主张抛弃传统,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中体西用派”试图弘扬东方学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新青年》派”则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来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他们的研究方法,以不同角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探析

毛泽东韶山时期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他早年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的主观条件。而国家危亡和“民智黑暗”的社会现实、近代第一次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以及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勃发是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早年毛泽东萌芽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由国民性批判、新民目标建构、国民性改造途径组成。     

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萧萐父先生“历史接合点”思想初探

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萧萐父先生通过对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全盘西化”论这两种文化观的分别检讨，以“历史接合点”的观念重新审视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从连续性与断裂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说、“全盘西化”论进行了双向扬弃，为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思考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维参照系。     

西体中用——谭嗣同的文化观

本文作者认为,谭嗣同的文化观具有鲜明的“西体中用”的理论特征,他的许多论述和观点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因此将谭嗣同的文化观归结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中用”,或为“会通中西”说,都是不确切的     

"中体西用"的科学哲学解释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一种过渡性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原理为指导,对“中体西用”产生的原因、实质以及退化进行了科学哲学分析。     

东北近代工业与东北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东北近代工业形成与东北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过去史学界有一个传统提法,即东北近代工业首先产生于外国资本所办的近代工业里,并由此产生东北工人阶级。本文认为东北近代工业形成与发展和东北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完成的,而不是一两个小厂的出现,就可以构成整个东北近代工业,也不能说由此产生了东北工人阶级。据现有史料,东北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派在东北所办的近代企业。从188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为东北近代工业形成、发展和东北工人阶级产生、发展时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一)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阶段(1880—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     

“中体西用”刍议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于“中体西用”,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近10年来,这一态度有所变化,在否定“中体西用”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它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作了某些肯定,立论中肯、谨慎,但仍嫌不足。笔者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剖析这一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全过程及其影响,对“中体西用”应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一、“中体西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蓬勃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法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迅速进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政权,但其工业革命业已开始。在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探析

毛泽东韶山时期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他早年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的主观条件。而国家危亡和"民智黑暗"的社会现实、近代第一次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以及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勃发是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早年毛泽东萌芽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由国民性批判、新民目标建构、国民性改造途径组成。     

晚清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

晚清时期兴起的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中国文化史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因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物境·意境·情境——中国古典美学逻辑发展大纲

中国古典美学分前和谐、和谐与后和谐三个逻辑阶段，分别体现于先秦两汉偏重客观再现的“物境”时期；魏晋至明中叶追求完美统一，以“意境”为主要特色的时期；明中叶至近代偏重于主观表现具有近代美学萌芽色彩的以“情境”为特征的时期。     

“吴门四家”艺术中的审美意趣

我国历史发展到明代中期,出现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既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之内,又是与它的母体相对立的新的社会因素。封建社会出现这种新因素,在审美思想上则标志着我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过渡的时期已经到来。如果这个时期划定在明代万历年间为开端的话,那么处在该时期前夜的“吴门四家’’的艺术及其审美思思中的积极因素,则是形成近代美学思潮的前奏。苏州是我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的城市,而生活在该时期、该城市的“吴门四家”沈石田(1427——1509年)、文征明(1470——1559年)、唐伯虎(1470——15     

略论毛泽东文化观形成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毛泽东的文化观具有整体性特征。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基本观点出现与主张模糊时期 ,马列主义影响与主张基本形成时期 ,内涵的明确与理论的完善时期。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过程。     

"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个口号的提出和实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曾产生过许多积极作用:它的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形成,使西方科学技术以较大的规模传入中国,在思想上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应该肯定这个口号。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北洋新军兵役制度述论

北洋新军兵役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近代意义上的兵役制度 ,它的产生是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条件下 ,诸多旧兵役制被迫演变、改革的结果。也是清王朝“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制度方面的体现和反映。北洋新军兵役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中体西用”到“民主共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评议

“中体西用”是近代第一个寻求社会发展最积极完整的理论论纲,其鲜明特色在于提出以西学为用的新主张,成为当时进步认识之共识;“民主共和”则以振兴中华相号召,以实现共和体制为理想,是为民主革命的时代标识。这继起的两大社会发展理论,从理论及实践上将中国近代化运动予以启动并引向深入,其中学习西方以御外侮、振兴中华以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号召与努力,则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主题。从“中体西用”到“民主共和”,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轨迹,也是历史的选择。     

论清末“以警御侮”的警政思想

“以警御侮”的思想产生于清末对西方近代警察制度的探索过程中。清末是中国传统治安走向终结的时期，也是西方近代警察制度引进萌生的阶段。从改良派到维新派，从封疆大吏到中下级士绅，均有代表人物赋予警察以“御侮”的职能。“以警御侮”的思想对中国近代警察的建立有着深远影响，其内容与渊源值得我们思索。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专利制度变迁述论

中国近代专利制度的萌芽及形成过程艰难而曲折.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它经过了晚清时隐时现的萌芽时期以及被迫承认的内外保护时期;民国初年,专利保护开始设章定制,而内容仍多变不定.国民政府时期,专利制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逐步完善.1944年,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包括发明、新型、新式样的专利法正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