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变法的酝酿--谈宋神宗变法思想的形成

以往宋史学界在探讨熙丰变法时,常偏重于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研究,而对于决定着整个变法命运的宋神宗在变法前对变法的酝酿与准备,则少有论及.本文试就熙丰变法前宋神宗变法思想产生的背景、变法思想的萌芽和最终形成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熙丰变法的研究有所补益.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除旧而不布新,变法而不变人,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的研究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观点.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因此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者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从变法者角度看商鞅变法成败

对于商鞅变法,前人论其成败,多是从变法的延续性、变法的影响等方面加以探讨。要证明商鞅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应该看变法者,也就是秦孝公与商鞅实行变法的目的是否得到了实现。商鞅变法后,秦孝公与商鞅的变法目的都得到了实现,故而变法是成功的。     

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

洋务运动主要首领李鸿章是一位“洋务”论者,也是一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及其在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仅大体上复写了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结局.     

中国近代变法思潮的法理分析

学术界研究近代变法的文章虽然不少,但所分析的变法多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广义变法现象,至于有关变更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亦即狭义变法的研究,则罕有论及。实际上,广、狭义变法的联系相当紧密。广义变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变革工程,它为狭义变法提供条件,同时也提出要求;狭义变法服务于广义变法,同时又是广义变法成功的基本保证。因此,关于近代变法的研究,在充分论述广义变法的同时,当不应忽略它的狭义方面。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从法理学的角度,对法学意义上的近代变法思潮作一尝试性分析。     

制度、产权与历史变革--论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本质

北宋王安石变法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事件,但以往对变法的分析多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的探讨,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新法的内容及在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次变法的经济本质.     

熙宁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

吕惠卿(公元1023年-1111年)字吉甫,福建晋江人.在北宋熙宁期间,宋神宗、王安石发动的变法中,他是最活跃,最有建树的人物之一.由于古代一些史学家将宋朝的中衰归咎于变法,因此变法派上层人物除王安石外都被归入奸臣之列.吕惠卿则是所谓"奸"中之"巨奸",而被唾骂千秋.现在,王安石变法已得到公正而高度的评价,然而吕惠卿的千秋功罪,曾几何人予以公正评说?自宋以后历代评论家,反对变法者自不必说,即是肯定变法者亦以王安石任用章悖、吕惠卿等所谓"小人"为非.明人章衮撰《王文公集序》说:"……所以不惜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耶?数者,公之罪也……".后代     

屈原的对内政策及同旧贵族的斗争

屈原诞生之时(前353年,周显王十六年,楚宣王十七年,秦孝公九年),秦国已进行变法三年,到屈原四岁之时,秦国商勒又开始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改革.秦国的强大对少年时代屈原的思想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的.这不仅由于秦国实行变法而很快强大起来,还因为秦国的强大直接威胁到楚国的安全,甚至可以说,商秧变法使楚国由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南方江汉流域国家一下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史记·楚世家》楚宣王三十年:     

试论“共变法”及其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共变法是近代科学归纳法的重要成就和基本类型之一,它先后经由培根、密尔以及涂尔干等人创立和发展而成.共变法有助于研究者通过考察某些现象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状况,检验并确立诸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以期最终发现影响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则.作为唯一一种可用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归纳法,共变法对于当代史学的科学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熙宁变法的现实借鉴

从熙宁变法的背景入手分析了熙宁变法的起因,并对熙宁时期变法和元丰时期改制进行了比较,指出虽然新法在元佑时期才被废止,但是熙宁变法应仅指熙宁时期的变法。接着对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宋神宗的帝王权术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现实借鉴。     

中国历代变法类型及其成败

中国历代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主持变法者主观努力的不同,这种财政变法的类型各不相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本文将中国历代变法概括为征农型、征商型和农商并征型,并分别以北魏均田制改革、西汉桑弘羊变法,以及北宋王安石变法为典型,对这三种类型的变法各自的时代特点及成败进行分析。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冷辑林、乐文华在《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撰文指出,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以“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丰变法比旧称更接近史实。但要进一步指出这场变法的主宰是谁,却似乎很少有学者感兴趣。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场变法的主宰往往决定着变法的命运。分清变法的主宰对于熙车变法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认为,宋…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

本文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史实予以探讨.认为张荫桓是我国近代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他因劝导光绪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并对政变后光绪帝要杀张荫桓的传闻予以分析.指出张氏于变法初期,曾积极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但面对反对变法势力之猖獗,张荫桓改变初衷,与守旧势力往来密切,并且于戊戌七月扣压皇帝关于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的谕旨,故政变后守旧派"谓张非康党",得以"保其首领."     

青苗法与反对派

1957年,漆侠先生在指出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改良运动的实质”时,提出了在变法过程中,存在着“变法和反变法这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和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围绕变法的分歧,是“地主阶级内部     

对元祐更化应重新评价

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元祐更化则是这次变法的终结。长期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变法褒贬不一,但一般肯定变法者则否定元祐更化,否定变法者则肯定元祐更化,二者必居其一,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了。 目前史学界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进步意义,而把元祐更化看作是一场复辟和历史倒退,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