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偏好与锦标激励

行为合约理论认为代理人具有公平偏好,会关注自己的物质收益与他人相比是否公平,因而试图建立包含公平偏好的最优激励合约.在锦标激励中,这种公平偏好一方面是由于参与约束效应会降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激励相容约束效应提高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参与约束效应占主导作用,在最优的锦标激励制度下公平偏好会降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和委托人的期望收益水平.因此积极识别员工的公平偏好对企业制定恰当的锦标激励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与团队协助研究

将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传统经济理论领域研究，已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课题。传统团队协助理论是建立在员工是纯粹自利的假设基础上，而行为经济学认为员工是具有公平偏好的。本文分析在锦标机制下，代理人的公平偏好对自己任务上努力和他人任务上协助努力的影响。     

基于公共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研究——兼顾横向公平偏好和纵向公平偏好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本文改进了"经济自利人"的假设,并拓展了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以此对传统HM模型有所发展。本文同时考虑横向和纵向的公平偏好,完善了单边维度公平偏好下的委托代理分析。研究表明,伴随着代理人公平偏好程度的增大,代理人努力水平的提升和代理成本的降低揭示了公平偏好理论对于优化委托代理合作的重要作用,这对现实的委托代理合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公平偏好下双代理人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具有多个代理人的机制设计问题通常讨论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且假设代理人的行为不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和代理人的偏好只追求自己收益最大化而不考虑他人的收益。然而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多个代理人之间可能合作的现象,并且代理人行为受情感因素影响和采用公平偏好。本文考虑人的行为受情感因素影响下,探讨信息不对称下具有公平偏好的双代理人选择竞争或合作行为时的委托代理问题。给出了激励代理人竞争或合作的条件、提出了代理人选择合作后的分配方式以及分析了人的情感因素和公平偏好对信息租金的影响。在不同偏好下得到如下结论:(1)代理人选择竞争时均有更大的最优努力水平。(2)激励代理人竞争或合作的条件会随着公平偏好而发生改变。(3)竞争系数、单位产出带来的收入、自豪强度越大,信息租金减少量越大;嫉妒强度、同情强度越大,信息租金减少量越小。(4)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将促进代理人合作。研究结论可以应用于解决实际社会生产生活中委托人需要激励代理人去竞争或合作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研究

传统委托-代理模型都是建立在代理人纯粹自利假设基础上的,本文将公平偏好理论融入传统委托-代理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委托人雇佣公平偏好代理人情况下的最优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公平偏好因素改变了传统委托-代理模型的许多结论,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仅是本文所建立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     

公平偏好下的团队效率研究

在Alchian & Demsetz标准团队理论基础上,将代理人内在的公平偏好考虑进来,建立了基于公平偏好的团队理论模型,分析在预算平衡约束和代理人的公平偏好存在条件下的团队效率以及公平偏好对团队合作的作用机理,可以为合理利用代理人的公平偏好提高团队生产效率,提供理论指导和启示.     

公平偏好理论应用最新研究进展

将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传统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已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课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大量博弈实验中发现,人并非都像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那样是纯粹自利的,而是有限自私自利的,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常常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在这些实验基础上,产生了公平偏好理论.本文将对公平偏好理论及应用研究进行综述.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基于公平偏好的营销渠道合作机制研究

研究了由1个制造商和1个零售商组成的渠道合作定价问题,将行为经济学的公平偏好理论植入到渠道合作研究中,根据公平偏好系数不同的范围,将渠道分为4种类型: 狭义的 “自利”、竞争性偏好、避免不公平偏好、社会福利偏好． 通过构造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零售商效用函数,建立了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在4种类型下的渠道合作问题． 研究表明: 不采用合作机制,1) 在狭义的“自利”和竞争性偏好两种类型下不能实现渠道合作; 2) 在避免不公平偏好和社会福利偏好两种类型下,当公平偏好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够实现渠道合作,并且渠道双方都能获得相等的效用; 3) 与不考虑公平偏好理论相比,在公平偏好理论下实现渠道合作时,渠道总效率提高了33．33%,这说明引入公平偏好对渠道决策是帕累托改进的．     

基于横向和纵向公平偏好的二层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

在上层为制造商、下层为多个竞争型零售商和需求市场的二层供应链网络中,分析了多个零售商间横向公平偏好、零售商与制造商间纵向公平偏好行为。构建了下层零售商考虑横向和纵向公平偏好的Nash均衡模型,并且得到上层和下层供应链网络的Stackelberg-Nash博弈模型,利用罚函数法求解得到二层供应链网络均衡决策。定性分析了零售商横向、纵向公平偏好权重和纵向公平参考系数对均衡决策的影响,并通过数值算例验证。最后对供应链各决策者给出应对公平偏好负效用的合理化建议。     

基于公平偏好的存货质押融资3PL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聚焦存货质押模式下银行与第三方物流(3PL)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将3PL公平偏好和能力信息不对称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委托监管契约机制设计中,探究二者对银行和3PL决策行为及效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相较于完全理性,3PL的公平偏好提高了物流企业承担的损失比例和付出的努力水平,且均随公平偏好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加;(2)相较于能力信息对称,3PL能力信息的不对称降低了物流企业承担的损失比例和付出的努力水平;(3)忽视3PL的公平偏好行为会损害银行的利益,特别是在3PL能力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提供的合同菜单将无法实现有效的信息甄别;(4)当银行考虑3PL公平偏好,则无论其是否存在公平偏好,能力信息对称时3PL只能获得保留效用;而当能力信息不对称时,3PL能够获得信息租金,且随3PL公平偏好程度和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5)当3PL能力信息不对称且行业公平收益水平较低时,公平偏好的存在能够同时增加3PL和银行的期望效用,实现“双赢”。研究结果可为存货质押模式下3PL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公平偏好如何影响开放式创新:一个基于计算经济学的研究

本文利用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方法和EWA学习模型,研究了不同公平偏好特征下创新主体对不同创新模式选择的问题。通过为Agent赋予四种不同的公平偏好类型:狭义的自利性偏好、竞争性偏好、差异厌恶性偏好和社会福利偏好,观察其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双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封闭式创新四种创新策略之间的选择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当创新主体具有狭义的自利性偏好时,封闭式创新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被选择的比例相当,并且多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双向型开放式创新被选择的比例。当创新主体具有竞争性偏好时,封闭式创新被选择的比例又明显多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性。当创新主体具有差异厌恶性偏好时,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被选择的比例也会明显减少,同时选择双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主体基本消失。当创新主体具有社会福利偏好时,双向型开放式创新被选择的比例又会显著增加。     

公平偏好下制造商主导型供应链风险传递研究

为研究公平偏好对供应链风险传递的影响,引入公平偏好效用函数,构建制造商主导型供应链风险传递模型,并借助价格弹性系数引申出风险弹性系数,再利用公平偏好矩阵,解决由生产成本波动引起定价与收益风险传递问题。研究表明：制造商公平偏好对定价风险有正向效用,零售商独具公平偏好只对批发价格风险起负向效用却不影响销售价格风险,但制造商公平偏好能促进零售商公平偏好降低销售价格风险;市场规模会弱化公平偏好对定价风险的效用,而价格敏感性则强化该效用;对于收益风险传递提出并证明了一般性结论：收益风险传递与公平偏好无关,只与外部市场有关。数值仿真表明零售商需理性把握公平偏好度以便控制定价风险,而制造商则需要更多地关注公平性,以便于减小定价风险。研究结果对理性权衡收益与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非理性特征下供应链风险管理的良性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考虑公平偏好的低碳化供应链契约协调研究

在低碳环境下,研究了制造商向具有公平偏好的零售商提供不同契约的供应链协调问题.以政府总量限制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为背景,分别讨论了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时,批发价格契约、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结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考虑分配公平后批发价格契约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协调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及回购契约等价性不变仍然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与代理成本分析

基于现代经济学公平偏好理论,通过扩展双代理人与注入刻画代理人之间关于收益比较的横向公平性偏好因素,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代理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并分析非对称信息下的代理成本.结果显示: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委托人无需采取监督与控制的办法,只要雇佣横向公平性偏好程度尽可能高的代理人,就会尽可能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委托人的期望收益,这为解决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由于信息非对称所带来的高监督成本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