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及其限制——魏晋玄学与人的自由

魏晋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辩和个体与整体之争始终内含着人的自由问题,但这一时期所言的自由又始终受着必然之理的关系。为此,如何协调自由理想与必然之理的关系,就成为魏晋玄学的内在主题。本文主要考察了王弼的由强化必然而引向顺命的命定观;阮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主体现;向秀、郭象的由否定因果序列而提出顺乎自然的逍遥理想,却又把逍遥界定为无心而安于命的宿命观。     

20世纪以来郭象研究之述评

回顾百年来的郭象研究,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人基本围绕着郭象其人、《庄子注》文献校勘与作者考辨等进行基础性的文本研究,鲜有从思想层面关注郭象玄学的著说。80年代以后,大陆、台湾地区、日本以及韩国等地关于郭象及《庄子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学人大体从庄注著作权,郭象其人及其著作,"有无"、"自生"、"玄冥"、"独化"问题的研究,逍遥论、适性安命论、名教自然之辨,郭象玄学的通论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关于郭象研究的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20余部。总体而言,郭象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少盲区和疑惑还有待于梳理与深入。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功利论和道义论的对立及其超越

功利论和道义论都是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认为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道义论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忽视、甚至扼杀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由此,二者在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关系上是对立的,在工具性和目的性关系上也是时立的.功利原则把行为所获得的功利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道义原则把行为的道德根据归结为它本身的善及符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因此,功利主义所提出的义务是实质性的;道义论所提出的义务是形式的.功利论是在工具或手段意义上来使用道德的;道义论是在目的意义上谈论道德的.因此,功利论提出的是相对的义务;道义论提出的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义务.集体主义道德避免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片面性,实现了时功利论和道义论对立的超越.集体主义道德不同于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它不为利己主义行为作道德上的辩护和论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集体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道德也不同于以"群体本位主义"为基础的道义论,因为后者是用虚假的集体来压抑、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实现了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统一,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的统一,也体现了道德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道德原则与道德倾向

在现代伦理学中,一些不同进路的理论不约而同地对倾向问题进行了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道德与人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具有某种道德倾向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道德判断,对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行为有预先决定的作用。伦理一般主义者与伦理特殊主义者就道德原则合理性问题展开论争,前者认为,道德原则作为道德倾向而存在,后者则彻底否认了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一些学者通过自然因果律和道德原则的比较所得出的理论给道德倾向的研究带来了一些重要启示:第一,进行道德的本质倾向和非本质倾向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认识道德的归因;第二,道德倾向作为道德原则的本质这一新的理论观点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原则理论并不矛盾;第三,道德倾向在道德选择中展示出自主性和自由性的同时,受复杂的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共同影响。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启示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达成民主社会的共同政治认同时拥有公共的政治理性.推理原则及其方法是得到公民认可的.理性的公共性确保了正义原则的合理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规范的、合理而理性的公民在涉及根本政治问题时,具备自觉诉诸公共理性的义务,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每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觉履行的义务,失去公共理性的公共政治辩谈很难就根本政治问题达成共识,甚至社会将可能面临分裂和动荡的威胁.     

卢梭的浪漫主义宗教观

卢梭的宗教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终其一生,卢梭既是反基督教的斗士,也是宗教的复兴者.卢梭与一般的18世纪启蒙时代的自然神论者不同,他由于强调倾听自然呼声依从情感福音、信奉心之殿堂、成就自由和美德之道,而独创一种新的信仰形式--天良神论.它为康德的道德神学开出了通道,成为从理性神学向浪漫主义神学过渡的重要契机.     

道家自然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

老子提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负概念“无”,并将其作为“道”的存在方式,而与此相关的“自然”则为“道”的根本属性;继老子之后,庄子进一步将“自然”的意蕴加以扩充,“自然无为”乃成为道家理论的核心所在;郭象则以“性分”思想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对“自然”之义加以引申和发挥。在知识理性、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今天,面对当今社会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传统的道家自然思想依然展现着其关怀个体生命、社会众生乃至自然全体的人文价值,并依然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

基督教在寻求哲学的理解过程中,将促使理性自觉到哪些原则?或者说,在历史上,哲学从基督教信仰中化解出了什么样的原则?这一设问所要追寻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亦即,那些借助于哲学的反思而可被理性所理解、因而内在于理性而可以从理性自身开显出来的原则。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的分析表明,真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这个被视为理性之典范的科学之间有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并不少于矛盾的地方。深刻的反思表明,对于哲学来说,基督教永远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理解的信仰系统,就如哲学本身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体系一样。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朝鲜栗谷学派“心”概念析论

栗谷学派认为,理非先气而存在,理只是体现气化的法则;而要说明万物的现实存在性与存在形态,就要以气为中心。笔者部分认同上述消极的定义,并试图进一步研究李珥与任圣周对"心"的定义。之所以选择二人,是因为李珥是朝鲜性理学者中最早注重性理学里气这一概念的学者,而任圣周则更明确地阐明了主气论,提出了"心"之现代解释的开端。栗谷分别阐明了心的存在性与心的道德性含义。任圣周也把心的含义区分为存在论与道德论而一一说明。在存在论方面,根据"心是气"的论点,对"性即理"这一性的问题不予以讨论;而在道德论说明中,解释了心与性的关系,并说明了气之心怎样以道德标准控制情和欲。他最基本的人生观为,人是具有生命力的自然存在,气之心不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无论在人道德本性发现之前,还是之后,始终为"自然"的。     

制度与德性的相得益彰方可确保社会正义的实现——超越中西哲学思维关于制度与人心两分法的误区

社会正义是政治哲学永恒关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解决的思路上，逐步形成了制度与人心二元对立的中西两极思维。特别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自觉更新的过程中，不经意间逐步形成的仅仅诉诸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实现社会正义的单极思维几乎成为一边倒的话语霸权：这一倾向，人为割裂了制度安排与人的道德意识觉悟的内在密切关联，从根本上忽视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道德意识觉悟对于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重要意义。当下的现实和学理的应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要求人们更应重视人的道德意识觉悟对于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意义，从而确保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性与道德意识的理性自觉相得益彰。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     

泰州学派理欲观述评

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学者通过对"心"(天理、良知)的自觉改造,逐渐把心中之理的内容由封建伦理道德准则改造成人的自然生活、感性欲望,进而对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望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正统理学理欲观的回答.他们肯定欲的天然合理性,反对天理对人欲的绝对限制,肯定个体的价值,提倡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初步提出打破封建等级区分的平等要求,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旧的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的反思,形成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理欲观.     

为音乐而音乐——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文章.出于反名教的需要,嵇康有意混淆了声音与音乐的区别,从而否认音乐具有哀乐之情,并进一步否定了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嵇康的贡献在于认识到音乐的本质是“和”,音乐就是“八音克谐”,其作用是愉悦人的情感,平和人的性情.嵇康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声无哀乐论》开了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之先河.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立场和原则

学界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解和解读,目前仍存在着诸多观点上的分歧。尤其是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立场、原则问题上,学界并未给出明晰一致的阐释和解答。事实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是非常鲜明的。马克思通过哲学、社会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的逻辑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并且,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根本原则,内在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原则,体现为历史生存论的原则。     

论郭象从道家向儒家的转向

郭象在其《庄子注》中从向秀提出的“无心说”出发，总体上又对向秀的玄学视野有所超越，从而在魏晋玄学内部完成了一个从道家形而上学向儒家实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从抽象到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即从“无心”转向“独化”、从“贵无”转向“崇有”、从“清谈”转向“名教”。但整个过程并非对庄子学说的外部颠覆，而恰好是通过对庄子学说的深化及合理化的阐发而自然发生的，实际上揭示了道家形而上学内部作为“伦理学之后”而向伦理学本身回归的本质倾向。正是由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内在不可抗拒的理论必然性，促使玄学的儒学化最终在裴頠那里成为定格。     

一种生物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泰勒的《尊重自然》一书看其环境伦理学思想

保罗·泰勒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界持生物中心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尊重自然>一书中.他在"生物中心主义"的道德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要把"尊重自然"当作一种终极的道德态度.并且认为"尊重自然的态度"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相应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表现出来.     

由“静”至“淡”——温克尔曼道德诗学的显在及潜隐

温克尔曼在其《美术模仿论》中提出的关于拉奥孔群像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诗学的建构。《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部分地放弃了对道德指向的执著而寻求美的原则,却指出静穆的形相是出自审美原则的需要,道德诗学由此潜隐,与之同时,其审美偏好从拉奥孔式的静穆转向尼俄柏式的"淡",其因由不仅在于美的原则的内在驱动,也在于其反基督教趣味的性质。     

伦理的开端与公共伦理的理性基础

每个人都是首先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保存自我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我是我"是个体生存的最初原则.然而,由于这一原则的主观性和非社会性,使得它与人类的现实本质--社会性相悖谬.因此,它必然要上升为"我是人".正是由于"我是人",使人类开始了伦理的生活,也使公共伦理有了现实基础和基本原则.本文通过"我是我"到"我是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推演,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揭示了伦理的内在原点和公共伦理的理性实质,彰显了埋藏在人类公共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