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但仍然有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论钱谦益与东林党争

作为明末清初颇具争议的人物,钱谦益身兼东林党魁与文坛盟主于一身。与文坛上的自鸣得意相反,政坛上的钱谦益屡陷党争的漩涡,难以自拔,纵观其一生的政治生涯,大略可划分为：一、科场未第时;二、万历庚戌科场案;三、天启浙闱关节案;四、党魁之目始成;五、崇祯枚卜案;六、辛丑狱案;七、策划周延儒入阁;八、入清复明运动等八个阶段。     

元代乡试新探

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发轫于元代。自仁宗延祐元年,乡试约举行１６次,分为保举投状、锁院应试、校文录取三步骤。考试官、同考试官负责命题和初步确定入榜范日,主试官、监试官及赞画官亲临核准并裁决名次先后。元代乡试全面吸收宋代糊名、誉录、锁院等科场规则,率先在诸省区推行朱熹《贡举私议》,又让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名额、出榜、场次、命题等方面享有不同待遇,从而为朝廷会试做了很好的前期准备。在文化领域．乡试既反映了各地区儒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又提供了不同区域间文化沟通的某种渠道。     

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

晚清科场考官是主宰科举考试风气的要角,突出代表者即为张之洞。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考官,不仅注重首场文体的醇正,而且重视二、三场文体的命题和取士,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科场的古雅风气。此后,他又在湖北学政任内倡导经解之学,开办新式书院,成为晚清学风转向的关键。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出任科场考官之际,选编《江汉炳灵集》、《轩语》等科场书,在论文论学方面侧重教士而非讲学,对各类科举文体逐一指示门径,既便于初学者揣摩捷径,又能为中上之才说法,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与科场风气互动影响的新局面。     

北宋李昉“科场舞弊”案之深层文化意蕴

北宋开宝六年（973）的一宗＂科场舞弊＂案,直接催生了科举考试中＂殿试＂这一考试形式,为之后的科举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李昉在事后受到朝廷的处分,这一案件本身也被固化成＂历史常识＂,但是通过对此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我们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李昉与赵匡胤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后周政权重要人物的李昉最初对北宋新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案更多出自史家们的话语构建,而并非历史上的一宗铁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也会给我们带来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启发。     

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一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 ,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同时 ,其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 ,可于诗史踞一席地     

试论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向心力作用

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而且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促进了台湾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增强了台湾士子对科举考试的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宋代程文互通与“破体为文”

宋代科场的程文互通现象极为普遍，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据之以去取的科目往往对其它科目形成强大辐射性影响，使得其它科目产生与主导科目趋同的情况。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对科场以外的文体也形成强大的影响，如北宋前中期，赋的手法在古文、词体中的化用，北宋中后期议论的手法在诗文中的扩张，都是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破体为文现象，无论是内容之破如苏轼之以诗为词，还是形式之破如柳永、周邦彦之以赋为词，我们都可以从科场训练所造就的功底与科场文体间的互通互用里找到依据。以“破体为文”现象观之，科场命题的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主题；科场训练所造就的思维定势则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方式，科场衡文的标准衍化为宋诗文的审美追求，而科场文章矜胜特性所造就的宋人好新求奇，追求卓越的文化性格则强化了破体为文的主体能动性。     

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

从南宋前期到中后期,<春秋>一经在科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关键是陈傅良和他的时文,进而推论,陈傅良为代表永嘉学派的崛起与科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归允肃与顺天乡试

清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顺天乡试放榜后,落第士子哗然肆起,对科考官员诋诃谩骂,大有掀起一场科场大案的趋势。正在巡察畿辅的刑部尚书魏象枢,对此事进行了一番调查后,以朝端重望而仅随一仆,携带红色褐垫,步行来到正主考官归允肃的邸第门外,大行四拜之礼,欣喜地说:“我为国家庆得人也!”之后,又将本科抡才公正之处宣布于朝,并赋诗纪事,才使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明清对两起科场舞弊案的严惩

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成熟,与之紧随的科场舞弊也日趋严重。 明初的会试极其重要,举人一但考中便可平步进入统治者的行列担任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员。为了维护幅员辽阔的明帝目的大一统,朱元璋力主科场取仕须“五湖四海”,举吏应天下均布。以此防止官吏籍贯地域与权力的失衡而不利于治国。但是,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的丁丑科会试案竟反其道而行之,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是南方籍人,因此被他们录取的前50多名考生都是南方人。事发,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并构成大狱,诏令拷讯严治,将主考官、复阅官处死或流放,被录取的考生黜之不用。并规定了划分南北考区,严格按比例录取的制度。该案的查处使明初的科场纲     

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资料考析三则

乡试是科举选拔考试中的第一层级,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也最为熟悉。科举文献记载的乡试史料并未包括全部的规制细节,明清小说却对此有所表现,其中有关乡试考篮、进场前的仪式和封号之前的具体事宜等项,小说资料都起到了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     

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

洪武三年五月,明廷为开科取士事颁诏天下,具体规定了科举考试的相关事宜.然而诏令对当时全国12直省乡试录取名额的规定,在现存明清史籍中至少有5种说法,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广解额上.明初两广曾有合行乡试的经历,但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这或许正是引发洪武三年乡试解额出现诸多说法的原因.依据相关文献,大体可以推知:洪武三年开科诏计划在全国乡试中录取举人500名,其中应天府百人,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陕西、北平9省各40人,广东、广西各20人.这与学界目前普遍采用的<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有所不同.     

清代科举考试腐败问题探析

科场作弊是自从科举考试这个活动出现之后就随之产生的一个现象。清朝时,政府对于作弊严令禁止的程度实属历代之最,科举关防上开展了频繁的反作弊活动,文章重点了探讨了考生作弊的手段,和政府打击惩罚科考作弊者的措施,但清朝朝科场作弊之风却是愈演愈烈,甚至奔向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一道官方严打禁止和士子作弊两个完全相悖却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与古文运动

唐代进士为天下士林所企羡.当时,科举试卷尚未"糊名",知贡举者选人有很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当权者对举子的印象远比考试本身更为重要,他们的喜好往往决定了举子的命运.科场之外互相援引,形成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一些在文坛有名望的古文家利用进士试推荐志同道合者,影响知贡举者对人才的选拔,带来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繁荣.     

清代士人文化价值变迁与文学创作发展——从吴兆骞、厉鹗科举经历谈起

清初诗人吴兆骞,经历了南闱科场案而流放宁古塔,对科举有曲折反复的认识过程,最终仍然没有放弃科名之念,并且在寒苦的极地反而写出了代表清初边塞诗最高成就的昂扬诗作。反观乾隆诗人厉鹗,虽在盛世,却一生执意远离科举,其与同伴诗作更多是凄清料峭的风格。诗人的科举经历与诗歌创作中可以考察士人文化价值和认同变迁的轨迹,亦可窥见时代盛衰转变的枢机。     

《广东贡士录》稿本简介

<正> 《广东贡士录》稿本,是张小迂所辑录.先由张小迂之孙张晋卿取之赠送东莞图书馆,后来又经过辗转传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才得之以入馆藏,而保存下来.《广东贡士录》稿本辑录了清代九朝广东各科乡试举人和副贡,考中外省乡试举人,及广东举人应考历科会试、殿试之登进士者.书中详载广东各科乡试之科分、中额(录取人数)、中式者姓名、名次、籍贯、考官和考试题目等.计有顺治朝4科,康熙朝21     

唐代科举考试舞弊的防范与惩处

唐代是贵族地主政治向品官地主政治的过渡时期,贵族政治无时不在对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施加影响。在录取实践中,试卷成绩对考试结果常常不是决定性的。因此,科举考试的舞弊大多不在科场之内,而在科场之外。唐政府针对科场舞弊建立了各种防范措施,并加大惩处力度。有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就是对今天的各类考试,也不乏借鉴意义。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清朝前期案狱与桐城方氏四代流人的心态与创作

桐城方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著姓望族,以仕宦治学著称于世。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士人、禁锢思想、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如科场案和文字狱,桐城方氏均首当其冲,惨遭迫害,以致方拱乾、方孝标、方登峄和方式济祖孙四代成了清代前期案狱的受害者,沦为遣戍东北的流人文士。他们的心态由积极入世转为消极遁世,由欢愉优容变为幽怨伤悲。诗歌题材一改从前的浮泛空疏,出现了以东北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流人的友谊和思乡之情为描写对象和抒情主体的新变,同时诗歌的艺术也趋于成熟和完善,并呈现出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