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放插队的日子里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1968年我刚刚30出头,也从省总工会下放到新干县农村劳动。至今虽然时隔30多年,但那些往事常常在脑海显现,难以忘怀。兴修水利显身手下放新干县的干部,主要是省水利水电系统、省     

当年我掮过枕木

1968年11月．我当时所在单位被宣布撤销。我的母亲那时是县机关保育院的教师。因为他哥哥的社会关系问题在接受审查．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下放”对象。在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我找来一辆拖拉机．栽着我的母亲、妻子和仅3个月大的小女儿．携带着坛坛罐罐回到距离县城60华里的“老家”——吉水县尚贤公社桥头生产大队。     

幸福的一脚

1968年冬天,刚满18岁的我,顺利地考进了区文工团。     

受惠终生的师恩

初识良师我是1955年初中毕业的,因家庭出身的原因,"毕业即失业",在故乡小城,从1955年到1958年,每次招工都与我无缘。18岁那年的1959年8月,我怀着天真的"作家梦",从故乡云南省南涧县,只身一人来到新疆天山脚下的小城石河子,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院食堂烧开水。     

在大茅山垦荒种茶的日子

在2006年金秋季节,我们驱车来到阔别多年的德兴市大茅山。站在新建的大茅山集团办公大楼前,我不禁想起了38年前垦荒种茶那段艰苦创业的日子。那是1968年的秋季,我随省委机关下放的队伍,来到省属国营大茅山垦殖场总场安家落户。后来,大茅山总场撤销,总场所在地改为德兴县"五七"垦殖场,我被安排担任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为了扭转垦殖场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局面,我们决定贯彻以短养长、农     

儿女支持我再婚

我与第一个丈夫是于1964年（我大学毕业2年后）结婚的。1968年,他在“文革”中不幸被迫害致死,当时我们的儿子才3岁。     

难忘当年农户情

1968年秋,我被下放到安福县枫田公社枫田大队粟园生产队当农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我终生难忘、感慨万千的是农民群众对我的深情和厚爱。一把新镢头到达生产队的那天上午,农民群众敲锣打鼓把我接到住处。下午,我就同社员一道去铲棉花田塍。生产队长张福田拿过我的镢头关切地说:"你这把镢头,又重又笨,手上会磨起血泡的,你就换我这把轻便的镢头吧。"我说:"不要紧,我到农村来就是要     

我的“工人”梦

1964年11月,永新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一百多人,分赴本县文竹、曲江、烟阁、高桥四个公社的林场参加劳动。我和其他二十多人下放到文竹林场。那一年我18岁。     

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

1968年底,我们湖南省长沙市零陵县国营前进公社被改为地区五七干校。1964年、1965年下放到前进公社的600多位长沙知青被再次下放,县里将我们分散安置到全县一些偏僻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我们四队20多名男女知     

我的1968和“汤司令”

1968年,我参加一个地下包工队去陕西打工。那时不叫打工,叫“挖野斋”。天没亮,我便悄悄上路了。走出小巷时回首见母亲倚门而立,频频向我挥手。我差点掉下眼泪。那年我18岁。     

寒冷中的光芒

1960年,我5岁时,家里从城镇下放到乡下。那时正是全国大挨饿的年代,野菜挖光了,榆树叶子被撸光了……但是,再饥饿,人们对过年还是忘不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屯子里家家户户做起了红灯笼。我家由于是下放户,日子过得很难,屋里都生不起炉子,哪有兴头做灯笼呢? 我囔囔着妈妈:“人家都有灯笼玩,你也给我做一个吧!”     

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母亲之死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印象鲤鱼洲

老友从北京来南昌,总要向我打听南昌远郊鲤鱼洲的情况,有的甚至要我带他们去看一看,因为老友们在鲤鱼洲下放劳动锻炼过;我到北京办事,也总会与老友们回忆在鲤鱼洲的往事,因为我和老友们一样,也在鲤鱼洲劳动锻炼过。鲤鱼洲啊鲤鱼洲,你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活跃在我们的心坎上!1968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鲤鱼洲的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直属四连。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北大、清华、北京体育学院、北京音乐学院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全国多地的大学毕业生。     

山村运动会

小山村举办首届运动会。举办这次运动会的是村东的福庚老汉。福庚老汉是我下放武夷山区的第一个房东。一九五七、五八年,江西省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各个大山、湖滨开办垦殖场。我们上饶四百名地专机关干部下放到武夷山脉中段的五府山。我离开《赣东北报》社,加入了     

特殊年代的团代会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当时所在企业许多职工和业务骨干都下放了。"文革"后期,公司开始恢复业务,急需要补充青年职工。我就是那时招录的,与我同期新来的还有十几个,都是不到20岁的青年。以后连续几年又新招录了近200多城镇待业青年和返城知青。那时,我们风     

清风不染尘

流年匆匆，竟抵不过青年时不经意的一瞥。 1968年，我18岁，那年的秋天，我所在部队进驻海口西郊的道客村。那一天，我们到秀英港劳动，路过滨涯村，有位战友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坟茔告诉我，这是明代中叶的著名清官、人称“海青天”海瑞的长眠地。我步履匆匆中走过了滨涯村。     

幸好还有图书馆

这是突然发生的变故。我坐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和一个简易的书架,就成了我和母亲的新家。这时我十岁,随“下放锻炼”的母亲从省城坐了三天的长途汽车。来到了这山区的师范学校。     

敬业改变命运

我在教育战线整整工作了40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曾起伏跌宕多次,但我没有抱怨,没有消沉。不论我在哪里,干什么工作,都保持我的职业操守——敬业。1959年我高中毕业,学校动员我留校教高中俄语。我一面自学俄语大专教材,一面认真学习、吸收老俄语教师的教学经验。我针对学生的爱好和兴趣特点施教,所以,我的俄语教学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我原籍的县完中校长前来学校求     

乐观就会有快乐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很不幸: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出生在农村而没有生在城市;那个可怕的家庭出身使我背了几十年的"黑包";"老三届生"考大学遇十年"文革",仕途攀升又碰上"一刀切",想多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又被安排退居二线……     

以书为伴乐无穷

正1966年我完小毕业,正准备考初中,那一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击碎了我的大学梦。1968年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我们1966届和1967、1968届三个年级在村里合成了一个初中班。两年初中仅学了一本政治语文和一本数学。初中毕业时兴推荐上高中,我因出身中农而名落孙山。我这个未进过高中门,同时属于滥竽充数的初中毕业生,是阅读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走出了家乡